俄罗斯之所以能够在世纪之交以来的三边关系——尤其是大国三边关系中施展身手，有着“先天的”以及当代国际国内变化这两方面的原因。所谓“先天”条件，是指作为世界第一疆域大国，拥有无比辽阔的伸展空间，俄罗斯可以与东西南北的任何一方进行交往，影响其外部环境。同时，俄罗斯拥有能通过陆地无障碍传送的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能源以及借自然空间和后天努力所具备的战略实力，有可能成为左右世界事务的重要手段。还包括俄罗斯放眼四宇、兼及东西的独特文明传统，素有“兼济天下”的普世情怀。所有这些资源、手段与传统，皆可作为在多方外交中斡旋的工具。

而世纪之交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化，更为俄罗斯多边外交的施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普京在2000年大选中上台，表明的不仅是一个正当壮年、励精图治的俄罗斯政治新星正在出现，还有，这位俄罗斯新政治领袖既与家族集团没有瓜葛，同时又与普里马科夫等比较接近左翼的政治家立场不同。21世纪初，与年轻的普京总统一起出现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的实际上是一大批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他们与20世纪90年代的精英相比，没有当年那样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也没有当年那样激进的改革抱负，更没有黑白分明的道德评价模式。相比之下，他们具有一定的管理经验，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训练，一般而言，都有了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比较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稳定，也更为关注奉行管理部门的要求。显然，这样一支国家管理的精英队伍与普京主张强有力的国家内外管理的理念相吻合。普京的核心外交理念，便是在俄罗斯暂处弱势的背景下灵活应变，中庸务实，超越意识形态，推行多边路线，为确保国家主权而搞活俄罗斯外交。这样的精英队伍和外交理念，为俄罗斯“三边外交”的推行铺设了基础。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不仅在外交上逐渐与西方出现裂痕，而且在内政上也很快发出与西方构想的不和谐音。在对待车臣恐怖主义势力的问题上，美国企图以“人权”为借口，牵制俄罗斯中央政权对车臣恐怖活动的打击，引起了俄罗斯国内的巨大反感。在经济转型问题上，俄罗斯国内广泛争论与反省“休克疗法”对于国民经济的损害。俄罗斯国民舆论对于转型模式的重新思考，势必在外交上要求推行实用主义的、以本国利益为优先的外交路线。加上1999年春天爆发的科索沃危机，当时俄罗斯社会舆论的矛头所向，是美国难辞其咎。因此，俄罗斯式“三边外交”的兴起，乃是要求改变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路线与国内政治经济转向这两者相互结合的产物。

搅动俄美欧三方关系的“北溪-2”管道

在上述内外条件的支持下，俄罗斯“三边外交”徐徐拉开序幕之后，有两条主线可以勾画出二十年来俄罗斯外交的全貌。第一条主线是俄美欧三方关系，这是更多地体现了几百年来占有主导地位的欧美大国间关系的结构性变化的一条线索。进入21世纪以来，俄美欧三方关系结构变化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刚刚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东西方对抗，仅仅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就又重新走向相互间的紧张对峙；第二，价值观对立和社会制度竞争依然左右着这一组大国关系，但是，俄美欧三者之间各自为政的独立倾向似乎表现更为强劲。

第三，俄美欧三方关系表面上显示出俄罗斯与欧洲更为接近，而与美国越益疏离的总趋势。比如，由于德国坚决反对，北约未能在2008年接受乌克兰与格鲁吉亚入盟，这一事态影响深远。但是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等历届美国总统，在任期之内都主动发起过交好俄罗斯的政策攻势，往往在这些关键时刻，欧洲的表现较为迟缓。第四，三方关系中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要素的相互作用异常复杂。比如，多年来对俄欧关系至关重要的北溪管道能源合作，连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严厉打压都未能阻断，而恰恰因为最近的白俄罗斯大选危机与纳瓦利内中毒案，德国居然一度表示愿意因此而放弃与俄罗斯的合作。又比如，尽管俄罗斯与欧洲邻国间的战略安全事关重大，但是欧洲主要国家宁可北约合作进一步松弛，也不愿在美国压力下增加支付北约军费。可见，总体而言，21世纪以来的俄美欧关系带有过渡期的特征，变化深刻，但尚无定则。

第二条主线，与俄美欧三方关系不同，世纪之交以来的中美俄三方关系，更大程度上体现为现存主导性国际力量与新兴国际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由于中美俄三家乃是当今世界最能够独立自主实行外交决策的三个大国，因此中美俄三方关系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未来世界事务的走向。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俄三方关系的基本特点是：第一，中美俄三方关系并不具备任何专有国际条约、专有国际组织、专有国际交往平台，可以说从形式上看是互不交集的一组三国关系；但是，以美国迄今最为强大的综合实力，以俄罗斯所依然具有的战略大国地位，以中国所具有的最大、成长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这是在最大程度上左右着国际发展方向的一组三方关系。第二，自从20世纪末新保守主义风行的那一刻开始，尽管始终存在着指望美俄联手打压中国的企图，但是二十多年来，三方关系演进的基本特征是，中俄保持着紧密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既合作又抵制西方的打压分化。

第三，从长时段看，构建互相尊重、互利互惠的中美俄三方关系应是各国追求的理性发展方向。但是在各方利益与意向驱动的千变万化的结构动态之下，为抵制任何过度对抗的风险，三方中的任何一方均有可能出现寻求稳定均衡、“中立”自保的外交选择。第四，中美俄三方关系中存在地缘政治、经济战略、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包括文明形态间的长期竞争，但未必一定通过诉诸对抗来实现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妥善处理中美俄三边关系，将会是国际转型期的一个相当长的学习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俄美欧和中美俄这两组最为重要的三边关系之间，同样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总体而言，一组三方关系的和谐或波动会影响另一组三方关系。上述任何一个大国或国家组合是否能够理性应对变局，同样会影响全局的走向。

总体上看，俄罗斯跻身国际体系的千年历程、它对东西方道路的选择、以及它在当代大国关系中的运作，与上述三边结构性关系是互为因果、相互借重的。首先，在国际体系中从边缘走向中心的俄罗斯式的大国成长路径，使它面对东、西两种模式的选择时，既对西方的历史性成就深感钦羡，同时也因自身独特经验而对过度强调西方模式的普适性感到怀疑与不满。这样一种双重态度使俄罗斯在当代大国关系的运筹中，显示出视野开阔而又灵活多样的选择谱段。同时，历经了千年国际体系的复杂竞争，俄罗斯既因长期经受强权挤压养成忍辱负重、坚韧顽强的品性，也因时来运转后国力迅速绽放而尽享攀登顶峰、居高临下的荣耀。这种并不常见的坎坷起落，使得俄罗斯既能承受厄运打击，又善于见缝插针、寸土必争，尽显作为战斗民族的本色。尤其重要的是，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成长与发展的非凡经历，教会它的是如何设定长期战略目标，运用和调处繁复多变的各种结构关系，为实现其体系性目标孜孜以求，不懈努力。

从体系结构变迁的角度看，在此告别旧世界、迎接新秩序的历史性转折时刻，犹如1814年、1917年、1945年每次世界秩序变更中的巨人足迹，俄罗斯再次担当了一个虽众说纷纭、却十分关键的大国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