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科索沃冲突、“9·11事件”、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北约欧盟同时东扩、欧亚地区“颜色革命”、格鲁吉亚危机、2008年金融风暴、美俄关系短暂“重启”失败、“阿拉伯之春”等一连串国际波动，直接影响俄罗斯的稳定。当普京决心重新参加总统竞选时，“面向东方”已经成为其深思熟虑的一个战略选择。普京在2012年经过激烈竞选，重新当选总统之后，尤其是经过乌克兰危机过程中的全面审视之后，更加坚定了“面向东方”的战略决策。

尽管直到2014年1月普京还在欧洲发表的讲话中称“欧亚经济联盟”是欧盟的延续，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精英仍然不仅强调俄罗斯与欧洲的文明渊源关系，而且认为俄罗斯本身就是“大欧洲”或者“欧洲大家庭”中的一分子，既强调自己的欧洲身份，又强调美国、西欧和俄罗斯乃是三大独立的地缘政治实体单位，甚至直到之后几年“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提出，俄罗斯在面向东方的同时，也不忘记自己作为大欧洲之一的身份认同；然而，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普京的回答就非常明确：其一，“单极世界已经结束”，而俄罗斯是国际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方。俄罗斯应对乌克兰事件的举措，就是向单极世界挑战的一份宣言。其二，俄罗斯具有世界一流的战略力量、独一无二的资源与空间优势，也拥有超级大国的丰厚国际经验，俄罗斯远不仅仅是一个地区国家。因而，面对西方国家冷战后连续不断地打压和威逼，俄罗斯可以在全球层面上做出自己应有的反应。其三，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俄罗斯不仅是“大欧洲”概念之下的平等一方，同时也是欧亚大陆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这“一身而二任”的特殊地位，使俄罗斯具有既面向西方、又面向东方的特殊地位，也决定了俄罗斯在面向东、西取向方面的宽广选择和灵活谱段。这样一个历史地位，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发生变化。

2016年6月1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呼吁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图自新华网

但是，多年来俄罗斯各派精英之间围绕着“东、西之争”，立场远不一致。2015年9月30日《独立报》曾发表过一篇题为“俄罗斯：转向东方，但仍会与西方冲突——外用药膏帮不了本国经济”的文章。该文认为：第一，俄罗斯需要维系并加强与欧洲的合作，而不要寄希望于用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来取代欧洲。第二，在前副总理库德林等人看来，向东转对俄罗斯经济而言并不现实，缺乏深思熟虑地转向东方，可能会引发消极后果。第三，资深专家尤尔根斯提出，要么俄罗斯继续将自己定位成被围攻的堡垒，转向中国；要么重返2011年时的状态，经济开放，维持一定的增长率。文章的作者来自库德林麾下的俄罗斯现代发展研究所，该机构聚集了一大批倾向于欧美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精英。[56]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向西方一边倒，认同自己为西方世界的成员。到21世纪普京执政年代，精英思潮发生变化，原来的西方派精英大量转向中间派，或干脆转入普京阵营。仅一小部分精英，如莫斯科卡耐基中心主任特列宁，还称俄罗斯属于“新西方”。乌克兰危机以来，特别是克里米亚回归以后，在西方前所未有的强力抨击之下，俄罗斯精英的普遍心态再次发生变化。时任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主席、俄罗斯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的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曾公开直接地表达，俄罗斯再也不会是西方的一部分了。

就在俄罗斯现代发展研究所的文章发表之前两个月，2015年7月2日，俄罗斯《莫斯科时报》网站发表了彼得•罗曼诺夫题为“为什么俄罗斯不是欧洲的一部分？”的文章，该文恰恰相反地提出：第一，蒙古人曾在早期征占俄国，而俄国在地理上与蒙古较近。事实上，俄国长期以来都是亚洲帝国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这种“亚洲”元素，俄罗斯不会有如此多样的文化和精神特质。第二，这种“国家至上”“集体”大众意识屡次帮助俄罗斯渡过动荡，而纯粹意义上的欧洲国家无法也并没有能渡过这些动荡。这种坚韧不拔、在经受考验时团结一致的能力、那些巨大的力量储备、甘愿牺牲、广为人知的愿意“付出代价”的精神——这一切都是亚洲而非欧洲的特点。[57]

有趣的是，一年之后的2016年8月，在卢基扬诺夫主持之下，《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杂志组织了一次讨论，鲜明地提出了第三种观点：俄罗斯在外交政策方面无论是选择东方还是西方，都不能改变自我认同意识；俄罗斯也不可能完全融入世界的某个大洲，否则就会成为美国或者中国的仆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转向东方，而是解决自己跟西方的问题；与此同时，应当更为文明地构建与迅猛发展的亚太地区间的关系。[58]实际上，卢基扬诺夫本人早在2014年12月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明确表示：“俄罗斯的历史发展使其具有双重性。它在欧洲摇篮里诞生，而后形成了朝向东方的特点。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含糊不清是俄罗斯的生存之道。”[59]

总体而言，无论上述争论会有怎样的结论，冷战后俄罗斯对外关系的主要活动轨迹，从世纪之初普京刚刚上台时的“重回欧洲”，在乌克兰危机前后，已转移到了“面向东方”的新选择。

俄罗斯著名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专家、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负责人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右）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左）

（三）三边关系结构中的俄罗斯选择

21世纪俄罗斯外交的一个突出特点，乃是对于三边关系结构的重视和运作。如果借用年鉴学派“长-中-短历史时段”之说，那么千年之际，俄罗斯在整个世界体系中从边缘走向中央的国际地位的历史性变化，属于一个长时段的结构演变过程；俄罗斯百多年来在全球东西方关系中的定位，属于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关的中时段结构变化的产物；而俄罗斯在三边关系中的选择，则表现为短时段因应自身实力变化与国际结构动态变迁的战略考量。这三者互相呼应，但各有不同，发生着复杂而紧密的相互联系。

国际关系研究一向注重双边关系，但是往往在双边关系发生与运行过程中，第三方角色起着或明或暗的重要作用。换言之，国际关系通常并不只是双边的，而更为经常的是一种三边互动关系。双边之外的第三方，有时是一个国家，有时则是一个国家群体。就前者而言，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三方角逐是最为经典的例子；而就后者而言，冷战期间美苏对抗背后的不结盟国家，就是这样的国家群体。

三边关系成为流行的国际范式，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比如，冷战时期美苏两极高度对抗，虽有不结盟国家作为第三方的存在，但三边互动并不活跃盛行。只是到了冷战后期，才出现了改变历史的中美苏三角关系。又比如，在后冷战初期美国独霸格局之下，整个国际关系向美国倾斜，三边关系也不盛行，只是到世纪之交，才有了三边关系的活跃化。

世纪之交三边关系活跃化的一个重要背景，乃是出现了单极世界本身的重大转向：国际力量多极化、观念模式多元化、生存方式多样化逐渐成为更具有主导性的国际潮流。而在此潮流变迁的过程中，俄罗斯显示出作为世界大国的独特影响。从历史上看，俄罗斯从来不乏在三方关系中纵横捭阖的经验。而当此国际大变局之下，俄罗斯所起的作用更应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