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想谈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理论跟思想层面的讨论。大概2004、2005年时，俄罗斯曾经有过一场小规模的关于国家模式、国家理论的争论，至少提出两种不同的对于国家模式的看法。我在俄罗斯的朋友经常给我敲打，其中有一个词翻译过来大致是“国家性”，这是个抽象概念。那么，怎么理解国家性，一种观点是，是不是14、15世纪以来欧洲式的“民族国家”模式一直发展到美国式的国家模式，国家建构到此为止；另一种观点是，应该更多和俄国本土的特性与传统结合起来，是更强调传统、更本土化的国家模式，当然并不排斥接受西方国家理论中的好东西，比如普京始终没有放弃国家建构中的权力制衡。这就跟苏尔科夫的所谓“长久国家”（long-state）有关联了。这个展开讲太多，在此不多赘述，但值得注意这里面有两种国家定位。

苏尔科夫，图自俄罗斯卫星社

再往下，就是关于现代性的争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学习西方，以欧美为楷模，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这一段成就不能抹杀，因为没有这一段就没有中国，甚至一定程度也包括俄罗斯。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新的潮流，即“多极化”，一直到新世纪初。我觉得多极化反映了国际社会多样化发展的现实和趋势，但我们也曾有过争论，用“多极化”表达这个过程是不是非常准确的，会不会引起一些误导呢？

坦率说，我是比较倾向于用“多元化”，避免你死我活的竞争状态，但多样化的过程仍非常深刻。所以我主张当前的现代性问题更应该强调安全、多样性或多元化、可持续发展，这才是我们对未来社会的一个理想所在。什么是现代性，通俗说就是对未来社会的影响。

最后，想和大家沟通一下最近参加的一些重要会议的情况。比如最近的中美关系会议，这次美方来的人不少，包括此前写“百人信”的Michael Swaine（中文亦称史文），他是中美军事问题的首要专家；再比如包道格，中美关系特别是台湾问题专家，曾任“美国驻台北办事处代表”（“AIT代表”），我跟他说你以后还是要多说说话，他说我说了现在都没人听。

会议给我的感觉是，总体上中美关系有所缓和，但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第一阶段贸易谈判协议签订后，中美关系不会有大的好转，争论是持续的。而且持续的争论中有几个关键点是跨不过去的，一个是中美价值之争，虽然我不大同意这个看法，但美方不止一个学者提出中美价值之争。第二个是中俄或者中美俄关系，中美俄关系对于中美关系的一个根本性意义在于，中美之间难以跨越的障碍，就是由于中俄关系的存在，好几个人对此都有不同角度的表述。

总而言之，我们在通过分析俄罗斯政坛人物变动来把握大国走向时，应该更准确地把握他们的实际情况。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比如，原来俄罗斯有一些长于竞选的专家，现在当了领导，能否适应当前的更加深刻而重大变化，还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个过程。

想起一句话，“人还在，钱没了”，这最痛苦，对俄罗斯来说“人还在，权没了”，肯定也很痛苦，但更危险的是“人没了，权还在”，一旦今后普京的影响消失了，但原来总统的权力还在，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就像刚才各位专家所讨论的，从现在到2024之后会有一个逐步过渡。另外，现在全世界似乎正在出现一种转型，不仅在东亚地区还包括东欧，波兰、捷克都被称为所谓的“威权”，权力集中趋势正在出现。之前俄罗斯的一位东盟专家跟我说，今后十年东盟这个地方还是“威权主义”，这个趋势在蔓延。但另外还有一个相对立的趋势，是大量抗议运动，从茶党占领华尔街，黄马夹，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等等，在信息社会下，年轻人要自治，自己决定自己，赚钱也不管了，“为什么我不能有这样的待遇和空间”，这种情绪传播极快。所以现在是两个趋势同时出现，如何处理，今天讨论俄罗斯2024年可能也会给我们一点启发。

中俄不光是睦邻，而且都是大国、甚至超大规模国家，这一规模的国家举手投足间都有很大影响，所以中俄若只是睦邻关系恐怕压不住，肯定会有外溢效应释放出来，关键是如何把握。去年我们提出中俄关系要有内生性的发掘，第一中俄关系质量还远远不够，说空话比较多，要夯实，第二不要过于针对第三者，我们可以是防卫型的反击，人家惹你了，可以联合起来做出反应，但原则上应该做到真心诚意地不针对第三者。我最近常说，中国外交要现代化，这是有根据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外交工作也要现代化；这句话包含的意思很多，我们要不断提高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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