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与经济地位、体制身份、社会保障程度是区分“新”与“老”社会群体的主要标识。社会群体的划分与经济地位密切相关，体制身份是影响社会分群的首要因素，“体制内”与“体制外”是六大群体差异的本质性因素。六大群体在社会保障程度上有很大差异。在现代社会，体制性保障是社会群体利益生成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前，我国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干部-知识分子阶层的“两阶级、一阶层”社会结构，三者后来逐渐演化为现在的党政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在乡农民三大群体。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这三大群体自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由于制度、体制等多重因素，他们与政权及体制依然保持着紧密联系，他们的社会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党政干部和国有企事业职工直接被归为“体制内”。由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存在，在乡农民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也有较为可靠的制度性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我国社会结构发生的最显著变化是新兴社会群体的出现。一方面，他们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另一方面，作为新兴社会群体，他们需要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体系、经济社会体系中确定地位，而这是一个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新兴群体与其他群体及政治体系需要相互适应，当前诸多的社会问题和不稳定因素与这个适应过程有关。

根据我们研究亚洲政治发展总结出的规律性认识，新兴社会群体的政治参与是政治体系变革的主要因素。据此，民营企业主、城市白领和农民工三大新兴社会群体的状况和动态，就是影响中国未来社会稳定的主要相关因素。

当前社会群体利益分析

利益结构是社会群体政治立场与政治态度形成的基础，为此需要进一步分析我国社会群体的利益结构。

干部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在计划经济时代，在党政群团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统称为“国家干部”。改革开放后实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干部的内涵和外延有所变化。狭义的干部概念是我国各级党政机关中的公务员，根据公开数据，截至2016年底，我国公务员的数量是719万。

在各级党政机关的公务员之外，我国还有一个大量兼具社会管理职能的干部群体，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中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的公职人员。这一群体复杂多样，目前其总数尚无确切估算。

干部是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是党和国家的命运共同体。从现实表现来看，特别是在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广大干部能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忠诚于党的事业，是可以信赖的执政群体。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职工约为4000万人，若再加上事业单位职工则总数应在8000万人左右。国有企事业职工是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各项事业建设发展的主力军，是促进改革、保持发展、维护稳定的重要力量。

经过多年改革，国有企事业职工的成分、身份变得十分复杂。其中一部分与体制联系比较紧密，也有很大部分与体制联系比较松散。对体制的依赖程度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的思想观念与政治态度，不同的体制依赖度会塑造出不同的政治信任、价值偏好和政策遵从行为。

在乡农民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力军。目前，我国在农村居住的总人口约为5.1亿，其中15岁至65岁的在乡农民约为3.2亿人。

改革开放带来中国经济社会大发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在乡农民群体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他们认同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党的富民政策。在乡农民尽管在当今中国社会各群体中的收入及生活水平并不算高，却是一个社会满意度较高的群体。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也应注意到，尽管过去十年大约有近1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脱贫，在乡农民中的低收入群体仍十分庞大，现在仍约有1.5亿农村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有8451元。

民营企业主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民营企业数量约有4457.5万户。民营企业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达92.1%。

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营企业主是中国现代化的建设者。他们一方面拥护改革开放，认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又是掌握经济资源，拥有独立经济地位的群体，他们对国家政权和体制的依赖程度与企业规模大小密切相关。他们对现行体制和政策，有满意也有不满意。在各群体中，民营企业主内部分化程度最高。

在这个群体中，既有跻身中国五百强的大企业家，又有占总数80%以上的中小微企业主。大中企业家群体思想相对保守，大中型企业与政府及政策关联度高，更加认同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小微企业主受市场激烈竞争和近年来经济下行影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对政策及治理环境十分敏感。目前，在各个社会群体中，中小微企业主的满意度较低。

城市白领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兴社会群体，特指体制外从事技术与管理工作的非体力劳动者。

城市白领群体总体上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改革开放扩大了社会自由和流动空间，在自主择业和创业的大潮中，涌现出了城市白领群体。他们依靠自身的知识和技能安身立业，在城市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空间。

白领群体经济独立，他们大多数人的工资收入高于城镇平均工资水平，具有较高的就业流动性，对体制依赖程度低，但对经济政策和社会管理比较敏感。他们一方面受益于改革开放，对现有制度有认同感；另一方面处于社会中间层，面对着社会流动的上行或下行两方面的机会与挑战，社会地位并不稳定。

与白领群体接近的还有一个经济社会地位较低，介于白领与蓝领之间的所谓“灰领”群体。初步推测，我国“灰领”群体人数超过2000万人。相对于稳定就业群体，他们的职业稳定性差，生活境遇不佳，属于城市中的边缘人群，是社会满意度较低的群体。

农民工主要是依靠工资收入生活，但户籍身份依然是农民的群体。农民工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从农村进入城市，成为新工人、新蓝领。农民工群体规模庞大，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9251万人。他们是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制造业和城市服务业发展的主力军。

农民工的命运与改革开放和国家发展息息相关，他们认同改革开放，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工中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生长于城市，与他们的父兄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受。第二代农民工已经离乡，其中大部分不会再回到故乡。融入城市并享有同等国民待遇，是农民工，尤其是第二代农民工面临的最大问题。第二代农民工尤其困惑于身份和前途。他们与国家政权和体制的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融入城市和享有同等国民待遇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