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宁】

2011年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布置给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科研任务，责成中国社会科学院从政治学角度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结构问题，政治学研究所承担了这项科研任务。

在接受任务之初，我们有些疑惑：社会结构问题不是社会学界的经典课题吗？社会学界一直以来在这一领域多有研究，且成果丰硕。中央领导这样要求和布置显然是有所考虑的，但究竟为什么要从政治学角度研究社会结构问题，以及什么是政治学的社会结构研究，坦率说，彼时我们并不清楚。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开始了政治学视域中当代中国社会结构问题的研究与探索。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看，现代化最后阶段是社会高风险期。许多国家在这个阶段遭遇了政治动荡，甚至被中断了现代化进程，陷入长期混乱与衰退。

基于我们对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和政治风险的长期研究，以及有关政治发展的国际比较研究，我们认识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以及新阶层的出现，是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动荡及社会衰退的基础性因素。

我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结构研究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视角的区别，我们形象地将之比喻为：社会结构研究的社会学视角，在某种意义上属于社会“生理学”范畴，而政治学的相关研究则属于政治“病理学”范畴。

所谓“病理学”研究，就是为了维护社会分化及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防止和化解社会阶层、群体冲突而进行的研究，核心是社会结构变动与政治稳定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将社会稳定与社会冲突的社会意识及思想文化因素纳入研究视野，包括群体意识、政治心理、利益诉求以及大众精神状态、社会意识形态变迁，等等。

十余年来，我们从政治学视角出发，运用政治学相关理论和方法，参考比较政治学研究所获得经验，持续开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变化的观察和研究，重点在于当前中国主要社会群体结构区分、群体利益和社会意识的研究，以及各个主要社会群体与政权、与社会秩序之间关系的研究。

新兴社会群体政治参与是政治不稳定的基础因素

社会结构理论及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恩格斯指出，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终其一生有两大理论贡献，一是揭示了人类社会政治活动的基本原理，二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经济剥削。

关于社会政治活动原理，恩格斯将其概括为：第一，迄今为止的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第二，阶级斗争所有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争取社会统治和社会地位；第三，争取社会统治与地位的阶级斗争主要是在旧阶级与新阶级之间展开，旧阶级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和地位，新阶级要争得统治和地位。

关于阶级斗争的“三段式”描述，揭示了社会政治活动的基本原理：“新”“旧”群体争夺社会地位的斗争是政治活动的核心内容。

当代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被消灭了，阶级矛盾已经不再是社会政治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但与此同时，人民内部还广泛存在着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差别。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新的社会分化随之而来，中国社会也相应出现了新的群体以及群体间矛盾，这被称为“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

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焦点在于新兴社会群体以及新、老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新兴社会群体是政治体系中的“后来者”“陌生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与其政治地位不平衡，由此产生了政治参与的意愿和动力。

在宪法、法律与政治制度的规范意义上，各个社会群体具有平等的政治地位。但在社会现实中，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参与机会、渠道、能力还很不均衡，尤其是新、老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更为显著。这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指出的：从获得宪法和法律意义上的抽象政治权利，到获得真实具体的社会权利并实现人的自由解放，还有很长的距离。

这种状态在一定条件下会导致新兴社会群体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并由此引发政治不稳定。这一规律性现象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普遍经验所证实。

新兴社会群体政治参与是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全的最重要相关因素。因此，区别于我国社会学界的“十大阶层”理论，我们从社会分化和新兴社会阶层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这一视角出发，提出以“新”与“老”作为划分社会群体的基本思路和标准。在我们看来，这就是社会结构研究的政治学视角。

按照这一思路和标准，我们将当下中国主要社会群体划分为“三老”、“三新”六大社会群体。“三老”为党政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在乡农民；“三新”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兴社会群体——民营企业主、城市白领和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