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开启的现代化让人类进入了一个“无止”的状态，进步、发展、大国竞力、意识形态斗争以及各种版本的加速主义成为现代世界的主题。但是无论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加速主义，其目标都是指向某种新的“文明以止”的状态，某种不需要政治的理想社会。二战后，系统科学的新发展让人类意识到，建立一个超越有限人性和低效的人类组织的理想社会自动机有了可能性。在钱学森等的工程控制论的启发下，苏共在1960年代提出了“国家计算自动化系统”，要用控制论将苏联改造成一个赛博国家，但在后来的自由化改革中流产。智利的阿连德政府在1970年代也提出了一个大数据社会主义乌托邦——“赛博协同工程”，但被美国支持的政变颠覆。阿连德遇害后，赛博协同工程的同志销毁了程序，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机器是一个工具，能通往自由，也能通往奴役，不能落入资产阶级的手中。⁷⁹也许并非巧合，硅谷右翼加速主义的哲学家尼克·兰德起初也是英国华威大学“控制论文化小组”的成员，只是他从左翼转向了右翼。那么，他的加速主义是通向自由还是奴役？

兰德从左翼转向右翼并不奇怪，因为今天西方社会左右两翼也都存在加速主义思想。自打西方资本主义从垄断资本阶段进入金融资本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左翼思想就失去了现实批判的能力，大多只能转向哲学、文化领域的批判。左翼知识分子抱怨“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末日还容易”，实际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终结论或“资本主义现实主义”面前表现了自己的软弱性。⁸⁰他们对资本主义或新封建主义的批判得出的方案要么是激活“真实”、撕开“现实”体系的裂缝、诉诸集体行动（马克·费舍），要么是靠收税（皮凯蒂），要么是空谈技术共产主义（瓦鲁法基斯），却不谈如何实践。因而左翼也会受到加速主义的诱惑。他们发现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但从右翼的操作里看到了资本主义加速走向崩溃的前景，所以一些人干脆支持加速：“累了，毁灭吧。”

不管左翼还是右翼、乐观还是悲观的加速主义，实质都是一种机会主义。⁸¹它们分别是科技资本精英集团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不愿经过复杂实践和艰苦斗争，只想要一个轻按加速按钮世界就会变成他们想要的理想自动机的成功学秘诀。限于篇幅，本文未涉及美国保守主义和新保守（自由）主义，其实它们在本质上同样是历史终结论的不同版本，是面临技术、文化、环境和恐怖主义等危机时的机会主义反应。本文谈及的第一类封建问题和第二类封建问题的讨论对于理解第三类新封建问题以及加速主义等当前事件的意义就在于，通过与中国三千年政治史的积淀和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对比，我们可以更深地理解美国制度的弊病和社会的危机，以及美国各种精英群体对政治的理解之肤浅、策略之草率、行为之盲动，而这一切，根子在于阶级局限性和集团私利超过了对天下政道的追求，以及西方文明的历史之贫困、思想之懒惰。

现代化包含着克服与超越封建性的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反封建最彻底最成功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不相信任何一蹴而就的“加速主义”浪漫想象，不相信宗教末世论式的历史终结，因为中华文明的历史从来没有经历过终结。坚持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坚持实事求是和艰苦奋斗，中国必能不断克服封建性，在新一波科技和工业革命即将重塑世界的剧变之世，既能用好科技创新产生的正反馈能量和管理效率，又能做好负反馈的政策监管和制度调控。

*本文原载于《东方学刊》2025年冬季刊，【资本主义新动向：“封建”还是“加速”？】专题，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

本文注释略，详见刊物或知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