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新封建主义到加速主义

虽然全球思想界热衷谈论新封建或技术封建，但我们不可忽视一点：这只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观察视角，或是像迪朗所说的一种“假说”，甚至只是一种比喻。新封建论者眼中代表着技术封建新势力的那些人，却从未声称自己要搞新封建，也很少谈论封建这个话题。但是这不意味着科技和平台资本家对新封建理论所关注的那些问题没有自己的立场和计划。他们比知识分子更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干什么，要干什么，并且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政治诉求，包括反对代议制民主和官僚系统。

但是他们选择的路径是不同的。虽然技术封建主义的提出者往往将苹果、谷歌等与平台企业视同一类，但实际上科技企业群体内部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型，各自政治立场大相径庭。

第一类是数字产品型的企业，以苹果公司为代表。因为其以单一的产品类型为主，倾向于垄断圈地，在商言商，排斥政治权力干预，的确有新封建主义的倾向。新封建主义理论对这一类公司的分析适应度相对最高。苹果公司对美国联邦权力采取疏离拒斥的姿态，例如在是否提供公民手机数据方面，苹果一直在与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等机构“斗法”。在2020年达沃斯论坛上，硅谷右翼大佬彼得·蒂尔就批评以苹果为代表的科技公司不接受美国政府的管理，想让硅谷变成一个脱离美国本土的“帕洛阿托岛”。

第二类是数字基础设施型的企业，如大平台、数据服务等类型的公司。以彼得·蒂尔的帕兰提尔（Palantir）和马斯克的X、xAI和太空探索等公司为代表。因为其产品具有公共基础设施的性质，不喜欢封建式的分裂割据状态，有些业务高度依赖国防承包，因而总体上倾向于与政治权力合作，喜欢高效的集权体制，不看好三权分立、两党极化、否决政治和官僚主义。

苹果等和帕兰提尔这两类公司对待国家政治的分歧，体现了硅谷资本历史上一直存在的“两种既有所交织，又相互分歧的商业基因”，以苹果为代表的硅谷企业本来就建立在“逃避政治”的哲学之上。⁵⁷以蒂尔为代表的硅谷右翼，也曾经采取过逃离主义的立场，曾经计划逃往海上、太空或虚拟现实中的避难所。但是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他们深苦于美国的社会分裂、政治极化和官僚机器无能，于是选择与特朗普的MAGA合流，积极推动改造美国的计划。他们虽然与美国军方有密切合作，但同时也对旧的军工复合体十分不满，认为腐败、裙带关系和官僚主义使军工系统变得低效而无能，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来改造。最近更是躬身入局，一批硅谷高管以预备役身份加入美军。

这两种倾向固然都与加州意识形态有或深或浅的渊源，但是加州意识形态中的反大政府、大企业、大媒体，崇尚自由市场、自由工匠、自由意志主义和杰斐逊式民主的混乱想象，在今天已经分化整合，阵营逐渐清晰。苹果公司式的“数据割据”与帕兰提尔公司式的“加速主义”分道扬镳。后者伴随着特朗普的二次当选，走进了美国政治舞台中心。

当地时间5月30日，特朗普在白宫举行发布会欢送马斯克。 视频截图

加速主义⁵⁸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计算机程序员出身的柯蒂斯·雅文，他长期写博客批判美国制度，思想来源复杂：怀疑人类理性，反对启蒙思想，反对民主（认为民主与自由不相容，必然走向法西斯，是人类最坏的制度，然而他自己又有法西斯倾向），崇尚君主制、CEO治国。他认为公司就是微型君主制，国家也应该采取公司的治理模式。雅文厌恶民主党的政治正确，批评新闻媒体、高等教育、官僚体系勾结成一个大教会（the Cathedral）。⁵⁹这个教会把自由民主进步定为国教，意识形态挂帅。另一人物是曾经属于左翼控制论文化圈子的前哲学教师尼克·兰德，他也是反平等、反民主的，因而极为赞赏雅文的思想，称之为“黑暗启蒙”。

他们的思想影响到彼得·蒂尔。蒂尔是硅谷风投资本家，曾与马斯克共同创办Paypal公司，人称“贝宝帮”。蒂尔从2016年大选开始押注特朗普，后来撮合马斯克、万斯和特朗普。某种程度上，特朗普和万斯都可称为蒂尔的“奇货”。蒂尔同样瞧不起民主自由的政治正确，30年前就写书抨击民主党的多元文化。他认为美国问题的根源就是科技发展速度减慢，主张取消限制监管，加速技术发展，鼓吹“加速主义”。

加速主义哲学还影响了班农、特朗普的副总统万斯、国务院规划主任安东、白宫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事务的负责人萨克斯、马斯克等人。早在2012年，雅文提出了一个口号：“解散所有政府雇员”（Retire All Government Employees, RAGE）。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就让马斯克领导政府效率部（DOGE），大刀阔斧砍向官僚机构。有人认为，DOGE就是改头换面的RAGE。⁶⁰

加速主义所针对的敌人，主要就是软弱的代议制民主和官僚系统的“深层国家”。放在第一种类型的封建主义问题的框架内来看，这两点似乎是存在矛盾的。正如前文指出的，代议制民主本身的分权性质和地方性特征包含浓厚的封建特征；而官僚系统，人们通常会认为是与封建相对立的，是现代国家和统一性的主要标志。那么加速主义为何要同时反对这两者？我们要回到美国制度的历史中来寻找答案。

（1）代议制民主。作为一个典型的“公司国家”，⁶¹美国制度先天缺乏政治权威，“主权在理论上属于人民，但实际上不属于任何人”⁶²。虽然经过两百多年的联邦集权努力，被三权分立和联邦制锁死的美国制度仍然未能解决权威的问题。正如英国哲学家白哲特所说，“它不具弹性，无法实施独裁”⁶³。密尔也看到，美国没有一种宪法手段能够平息纷争。⁶⁴随着21世纪政治极化和宪法危机不断加深，美国意识形态的卫道士福山也建议美国借鉴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制度”，以便权力更加集中，避免“否决点”造成的僵局。⁶⁵

代议制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其优点是可以向新兴资本势力的俘获敞开大门，从而实现统治集团内部的新陈代谢，维持整个制度的稳定。但是当主权权威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政府变成了一架腐败、浪费、低效的机器并不断陷入危机，这个制度政治上的吸纳功能失灵，效率上也不再是一家合格的“公司”了。自1980年代金融资本崛起以来，建制派已经牢牢绑架了这个制度，使新兴科技和平台资本要么退而技术封建，要么进而加速夺权，让国家重新变回他们理想中的公司。

（2）官僚系统。从第一种类型即封建—郡县之辨意义上的封建问题来看，中国的周秦之变从封建化到官僚化的发展是历史的进步，在国家政治层面上建立起集权而立体的大规模治理结构。但是官僚制只是“治”道，需要“政”道的驾驭，政道则源于合法权威。王国维研究商周之变时发现，周公建政思想的核心在于避免殷商九世之乱，实现“求定而息争”⁶⁶，有国有家者之合法性权威需要实现“不争”，“立嫡以长不以贤”（《春秋公羊传》 ），任天而不参以人。秦制虽然用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但是延续了这个“政—治”关系的基本逻辑，皇帝的更替要息争，官僚则要以贤能为标准而竞争。政与治两个系统遵循共同的天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