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谈到GDP增长指标，前段时间舆论场也在讨论一个观点，就现阶段中国发展水平来讲，还是要尽可能追求较高的经济增速，需要配套的货币财政政策，而且经济发展有预期目标自我实现的特性。这两年来，新经济的讨论很多，去年两会也大力提倡“新基建”，那么如果从新经济的维度来审视，该如何看待经济发展与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之间的关系？

曹和平：这一点很重要，中国经济发展逻辑和路径很不一样，而在发展经济学看来好像全世界都遵循一个统一规律和发展路径。

我们是不一样的，大概在上世纪末、2000年左右，当时GDP相较1980年翻两番，人均GDP达到800美元，接下来经过20年高速发展，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以有一组数字展示，人均可支配收入，环境能源，教育就业等等。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是启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但这时候的指标就和过去不一样了。换句话说，2020年到2021年是指标的结构性转变时代，意味着之前的目标完成以后，要寻找新目标，而寻找新目标我估计至少得要两三年时间。所以，高速还是不高速，恐怕是要通过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累计的数字，大家有了经验之后，才能确定，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无论高速与否，数字技术的拼图正在高速形成全景式画面，这将对经济造成什么样的推动作用？这种技术变量在某个爆发点对建设的快速推进，算不算到我们现有的管理指标里面去？这个问题其实今年还没有注意到，但我觉得一些先行的舆论、科研、示范试点单位，包括决策部门，可能要开始关注。虽然今年不会形成热点，但这个问题是后续热点的起始点，就在这几年。

观察者网：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经济双循环。现在讲经济内循环，势必会提到两个基本问题，投资和消费。就去年底发布的整体经济数据来看，其实国内投资还是有点乏力，而且固定资产投资恢复最大的部门是房地产。另一个层面是消费不足，您前面提到城乡人口转移，这几年人们一直在提如何盘活5亿人的农村市场等等。但这些层面本身是一个体系性问题，所以哪里出问题了，该如何破局？

曹和平：双循环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进入第二个成长阶段、寻找新的增长动力、经济增长转型、升级和赋能，重新启动的一个思考。因为我们的出口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现在有慢慢甩开美国的趋势，也就是说中国在世界市场的份额不可能过大，增长潜力不可能过大。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启动与国际大循环不一样的国内大循环。

国内大循环，我们过去更多关注的是投资循环和消费循环，或者是投资小循环、消费小循环和投资消费的国内大循环。这是寻找经济新动力，但本质上仍是一种传统思考，就是怎么能够让我们经济板块的机会成本和成长利益更均衡、效率更高，但结果就出现了投资乏力现象。

我觉得目前经济中表现出来的投资乏力，其实是两方面问题，第一，投资到传统经济领域，而传统经济的成长本身就已经不高，但是人们熟悉的是这种投资。比如，给一块土地，把土地变性，购入土地的价格低，七通一平，把“生地煮成熟地”，再把它卖出去。两全价款之间的土地卖出去之后，就获得了第一笔整理土地带来的建设资本金。

如果拿资本金成立一个园区投资和建设发展公司，然后招商引资，三减两免，把企业给做起来了，企业再经历转型发展，最后你会发现土地上盖物业、引进企业、企业资产再滚动，那现在GDP核算的不就是这些板块嘛。

所谓的投资不畅，其实在这个领域的投资不畅。为什么？因为这一块的经济增长速度慢了，如果你让它增长速度快，但建成以后没人住进去怎么办？所以，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或者作科研的人，认为经济应该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应该增速；可是一线的指挥员和实际建设者或资产管理者会认为，都已经不赚钱了，你干嘛把钱投进去，砸到手上怎么办？

可见，投资不畅的原因是机制和结构转型带来的投资不畅，而不是人们的投资意愿不高。其实中国人的投资意愿挺高的，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投资新经济？投资新经济有风险评估问题。中国人有一个麻烦，不见兔子不撒鹰，特别实在。这两句话要加起来，就是中国人在投资方面其实是很保守的。人家洋人做了，他投资起来贼胆大，洋人不做、让他在前面做，他投资起来贼胆小。这一点放到新技术领域，就是当西方适当地受到一点挫折，美国自身出现比较大的问题、向后一退，我们就站在前沿位置上；等到我们带领其余世界走的时候，在创新领域的投资出现了一些麻烦：

第一，我们的金融机构不太倾向创新投资风险高的领域。因为银行不仅是嫌贫爱富，还天然规避风险、宁可平庸，只要平常就好、没有风险就好。这恰好和创新投资所需要的投资增长速度是矛盾的，你说是文化因素也好，是传统金融的惯性也好，或是中国科技没有创新也罢，反正这是一个机制问题。

怎么办？这时候政策应该适度发力，不只是口号上支持创新，建创新园区什么的都是形式上的；要真的支持，确实需要冒一定风险。现在的投资基金等工具都在央企、银行金融机构，但它们恰恰是不愿冒风险的，而且它们的制度设计也不允许冒风险。

这就是我们的麻烦。怎么让投资从原来熟悉的领域、从投资报酬率低的项目，转向不熟悉、风险高但投资报酬率高的领域，这是中国正面临的一个挑战。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一次会议能解决的，需要引起我们国家极大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