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未来何种政治力量能相对有效地提振欧洲经济？

在欧洲的政治光谱中，右翼民粹和左翼民粹的崛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且前者的势头更强劲。从提振经济有效性的维度看，我认为右翼民粹可能更具备破局潜力。

目前右翼民粹常被欧洲媒体简单归类为极右翼。但根据我的实际接触与观察，例如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其政策并非真正极端，只是比较务实而已。2024年底，我赴意大利参加罗马—地中海对话论坛，现场聆听了梅洛尼的发言，并与多位意大利前外长、前大使、将军及智库人士进行交流。总体而言，他们对梅洛尼的执政方略与治理成效评价较高。她上台时虽带有“右翼革命小将”的形象，但施政表现务实稳健，因而赢得了建制派群体的认可。在德国选择党中，或许存在个别极端言论，但实际上欧洲整体已缺乏颠覆政体的社会土壤与氛围。

在我看来，这些所谓的极右翼实质上更像是欧洲的“爱国者”，他们热爱本土，思想趋于保守务实，不盲目追随进步主义或中左翼的叙事框架。正因为他们较少受意识形态束缚，更注重实事求是，这或许能为一些欧洲国家经济注入相对有效的提振动力。

八、欧洲社会现在如何看待全球化？

西方传统的政治光谱分为左翼和右翼，但现在很多时候其实左右难分，因此新的政治光谱变为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之分。欧洲常被视为进步主义、全球主义、“白左”文化的中心。

欧洲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个典型缩影与深度参与者。它曾经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但如今处境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全球产业格局演变，特别是新兴经济体产业的升级，欧洲未来可能将承受全球化带来的更多结构性调整压力。更为深刻的是，全球化似乎正在欧洲内部塑造并加剧社会与政治分裂。

2025年底，我到访比利时布鲁塞尔，在等待议员助理帮我办进入欧洲议会的手续空隙，我与门口的一名安检员聊天。我说，我20年前以中国人民大学青年学者的身份到布鲁塞尔工作过，刚才听说您已经在这里工作了30年，您感觉这几十年有什么变化？他说，我作为在这座城市生活和工作了大半辈子的本地人，感觉到过去几十年变化太大，且“几乎全都是往坏的方向变”。在他眼中，熟悉的布鲁塞尔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拥挤混乱”，一批批有竞争力的精英以及异质文化涌入。

他描述的那种“礼崩乐坏”的感受，以及对本土文化式微的失落，正是全球化浪潮下原住民复杂心态的鲜活写照。他们一定程度上既是开放政策的受益者，也是如今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的群体。

由此观之，欧洲内部因移民、文化认同等问题积累的张力持续加剧，而在外部，特朗普与万斯正试图拆解欧洲的“防火墙”。在内外压力交织下，欧洲极右翼力量不断崛起，且势头仍在上升。我感觉，欧洲正在酝酿剧烈的政治动荡，欧洲政治可能发生重大翻转。未来，欧洲的角色可能从激进的全球化拥护者，转向对全球化进行反思与调整，这或将体现为其在贸易、互联网发展等多个领域变得更加保守。

2026年2月20日，E5国防部长会议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该非正式高级别防务联盟由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组成，它们是欧洲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

九、欧洲将在何种情况下“走向中国”？

我认为，一是欧洲防务实现相对自主。当前欧洲多数武器装备依赖美国及北约提供，欧洲需逐步构建独立的军工体系。对此，近期我个人主张，中国在积极劝和促谈的同时，中欧双方在防务领域有合作的可能和空间。

二是欧洲的舆论生态能够独立。欧洲需在认知层面摆脱美国意识形态渗透，关键在于培育本土移动互联网生态，掌握信息传播的主导权，避免成为美国价值观输出的“传声筒”。

三是中国以实质性举措展现对欧诚意。欧洲目前将中国视为“重要威胁”，这主要源于双方产业竞争加剧，中国产能规模庞大，技术水平先进，生产成本相对低廉。在此背景下，需要以可落地的利益共享方案实现双赢。因此，我个人主张，也许可以考虑通过推动人民币升值，缓解欧洲对华贸易逆差压力；或者设计一种合作机制，比如通过贷款的方式支持欧洲采购中国绿色能源产品，既助力欧洲能源转型，又以市场化方式深化产业链协作。当前中欧关系的改善主要来自特朗普对欧羞辱恐吓，欧洲“转向中国”或许更多是被动选择。我认为，我们自己也得做点事，跳出单一视角，理解欧洲在安全、经济、认知层面的核心诉求，通过务实行动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

2025年12月14日，意大利兄弟党举行2025庆典，党魁梅洛尼发表闭幕演讲，呼吁减少空谈，注重发展。

十、对中国而言，“以欧为师”的内涵是否已经发生变化？

尽管中国在一些领域，比如数字经济等方面超过了欧洲，但欧洲仍有不少值得中国进一步学习的地方。如今，“以欧为师”的内涵应调整为吸取欧洲教训，而非简单模仿。

举个例子。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我个人认为，中国可以吸取欧洲的经验教训，建立中国特色的福利体系。

当前中国已初步实现工业化，且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迅猛。人工智能正无法避免地冲击一些群体的工作岗位，其创造的新增岗位还远少于摧毁的岗位。这与历史上技术进步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冲击不同，不能简单类比。例如，自动驾驶技术出现并发展成熟后，司机岗位将消失，而开发自动驾驶平台所需人力极少，导致结构性替代加剧，就业压力显著增大。欧洲福利体系建于100多年前，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如将过多资源投入养老保障。中国人天生储蓄率较高，无需照搬此模式。

我认为，中国或许可以建立“起点收入”，用来拉平年轻人成长的起跑线，福利资源可向他们倾斜，鼓励结婚生子、提升学历和技能，为广大年轻人创造公平竞争的机会，提升社会活力。同时，平衡针对不同年龄群体的福利。这有助于避免福利体系滋生惰性，防范像南欧地区“养懒人”的弊端，推动社会良性竞争与进步。

再比如，欧洲移民政策是其应对老龄化举措的一部分，即敞开大门吸收外部来自不同文明的移民，他们认为不同文明能够通过欧洲制度的优势得到兼容，但实际上，从目前来看，这过于理想主义，大量移民的涌入对欧洲造成多方面的冲击。我认为，欧洲的这一教训中国或许需要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