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普通患者而言，居家隔离确实更舒适，可以得到更好的照料，有利于康复。在方舱不足的地区，事实上已经有大量居家隔离的案例，因此更被认为是可行的。但居家隔离存在隔离措施不得当、导致社区传播的风险，进而造成封控时间被迫延长，产生更多损失。如何衡量这两者的得失，超出了医学范畴，同样是个需要政治抉择的问题。

居家隔离时，轻症突然恶化却得不到及时救治的风险，虽然依旧不大，但比起方舱隔离确实可能增加。如果没有死亡案例，绝大部分轻症患者或许还能安心在家休息，但出现极端案例后，一些人就会恐慌，对新冠导致的发热更为恐惧，想尽办法得到救治，甚至强行出门、闯医院。纸面上可行的方案，也许就会酿成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也是政治责任。

从中又带出另一个热门话题——“医疗挤兑”“医疗击穿”。

各国在新冠疫情下，多少都出现了对医疗资源的占用，但如何判定“医疗挤兑”“医疗击穿”，其实并没有公认的标准。如果中国与新冠“共存”，一些怀有敌意的西方媒体是会报道医疗系统“承受压力”“排队延长”，还是炒作“挤兑”“击穿”呢？这种标准判定其实也是政治问题。

香港这一波疫情，据统计显示，“在任何时间节点，只有不到150例重症病例以及不到150例需要使用ICU的病例”。这数字究竟算多算少，基于不同立场的人会给出截然相反的解读，这其中也有政治判断的因素。

还有一种“挤兑”被称为“防疫挤兑”或“隔离挤兑”：目前国内由于重症少，单纯因新冠造成的治疗需求较少，方舱隔离、全面检测占用的医护人力更多，成为“挤兑”的原因。然而，“隔离挤兑”可以通过各地支援来缓解，如果处于“共存状态”，固然没有了“隔离挤兑”，但各地因新冠产生的医疗压力都要独自承受。

封城导致医院普通门诊停摆，也会导致大量人员得不到救治，有人根据2018年官方数据计算，上海每天有74万人次门急诊和7000台住院手术。如果单看新冠病人的数量，哪怕全部需要门诊，都无法与这样的停摆损失相比。

但封城是为了防止疫情蔓延，不管是讨论“隔离挤兑”还是“封城停摆”，都要考虑到“共存”下新增的新冠治疗消耗比起“清零”的情况，也是种医疗资源的“浪费”。到底哪个对医疗资源消耗更大，浪费更多，其实涉及参数很多，并非“科学”能够清晰界定。

还有人搜集很多国内外数据，推导某地“能扛得住多猛烈的感染”，但是不确定的条件还是太多，推导时考虑了一些数据修正因素，却难以给出可靠的修正参数。当参数的选择有很大的随意性，且会对结果有明显影响时，这就不完全是科学问题，而与立场密切相关了。

从国际比较中可以看到，“共存”后每百万人口因新冠住院病人各国大相径庭，中国如果“共存”，考虑继续推行的防疫措施和执行效果等等，数学模型可以把结果落在很大的范围内。这样的“科学”讨论，很难说不是“政治”。

而且，这类推导的最终结论，如果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还是要落实到疫苗注射、民众心态上，这些都是不可能单单在科学层面上解决的。科学分析可以提示哪些问题需要关注，但是否落实，怎样推动，还是政治行为。

更深入的讨论还要进入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家可以建立模型来预测“共存”下的经济发展，但这比流行病模型还复杂得多，要考虑更多因素。尽管中国人会更注重自我防护，减少疫情的影响，但恐慌心态也会抑制服务业消费。如何在模型中衡量这两种相冲突的效应，同样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也有人担心，中国与新冠“共存”后，会导致制造业外流。是否相信中国即使在“共存”条件下，依然能比其他国家管控得更好，不会产生明显的制造业外流压力，实际上也是一种基于政治信念的判断，不是经济学家能确切证明的。

综上所述，防疫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医学、社会学、经济学在其中只能提供参考，最终的决策还是政治问题，甚至各学科专家在建立模型时的参数选择，有时本身就体现了政治倾向。

结语

颜宁表示，“从病毒学分类角度这么说不严谨……但我们从实验设计角度都认为Omicron这个病毒和其他SARS-CoV-2已经完全不是同一种病毒，因为它的病毒特性尤其决定其感染和传播能力的S蛋白特征、血清学特征及免疫逃逸、传播能力、致病性、临床表现和流行病学特征已经和2020年初武汉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野生型完全不同了。”

“认为对待R0=2.79和9.1（R0为基本再生数，指一个感染者平均能感染多少没有针对性免疫力或物理防护的人），病死率差距几十倍的两种病毒采取同样的公共卫生方法显然是没有看到敌我两方中敌方的发展和变化。”

从科学角度来说，颜宁的说法确实有一定道理，但中国并非“采取同样的公共卫生方法”，比如《诊疗方案指南》一直在更新，最近已经出了第九版。各地“动态清零”的措施也不尽相同，只不过当“动态清零”未取得预期效果时，都转为“封城清零”，才看上去“同样”。

而且就像前面所说，如何调整公共卫生方法，最终往往还是要看怎么提高加强针接种，怎么把握民众心态等等方面，制定怎样的标准来判断这些先决条件是否满足，如何有效推进相关工作，都是政治行为，科学因素能起的作用非常有限。

当然，科学、政治并非对立关系，科学的参考意义始终是重要的。比如，我们面对R0数值极高的奥密克戎还坚持“清零”政策时，要认识到流调难度大为增加，而且容错率极低。当R0数值低时，即使有漏网之鱼也能通过再次流调掐断传播链，现在则很难做到。

这意味着“动态清零”转为“封区清零”“封城清零”的门槛不得不大大下调。但在实践中，又得注意一方面要争取尽早“封城”，速战速决，另一方面又要避免过于频繁“封城”。

又比如，虽然新冠一年四季都能感染人，但季节变化还是会带来一些差异，目前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处于春季的末尾，仍有数千万人口被“封城”。按照已知的规律，到秋冬季节，疫情很可能比现在更为严峻，要对同时出现多个省市、上亿甚至两亿人口的大规模“封城”有所准备。在那样的情况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模式也会面临空前的压力。坚持“清零”政策不动摇，也意味着要为这样的挑战做好准备。胜利终将属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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