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中国目前全程疫苗接种在全球范围内位居前列，但依然有明显的短板。

中国民众对疫苗的接受度更高，“疫苗阴谋论”“疫苗有害论”没有在社会上大肆流行，因此全程接种率已经超过美、英、法等发达国家。

但可能由于中国疫情防控较好，相当一部分民众没有紧迫感，加强针的接种率反而落后于不少国家，而对奥密克戎侵袭下的重症保护来说，加强针也是相当重要的。

中国老年人的接种率更不容乐观。今年3月4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医师余文周表示，60岁以上人群接种率较低，不足40%；另外，有11个省份的老年人基础免疫的接种率小于等于80%。这些老年人数据都低于全国总体水平。

最近香港的研究表明，当地奥密克戎疫情85.5%的住院病例和95.8%死亡病例来自于60岁以上老年人，而大约90%的死者没有完整接种过两针疫苗。

对于完全接种还打过加强针的年轻人而言，这类信息或许有助于在感染新冠时缓解焦虑，毕竟焦躁不安的心态也不利于自愈。但显然不能只从这方面看问题，新冠对未完全接种的老年人，还是有很大的现实威胁。

探讨新冠疫情要尊重科学，这当然是正确的，不能不顾科学蛮干。但引用科学研究的结论，要注意研究本身的背景条件，不能简单地套用数据，也不能片面引用对自己的观点有利的数据。最近舆论上的讨论非常热闹，不管持什么立场的人，很多都在用别国数据来为自己背书，却往往不交代数据获得的时间、各国的背景，这本身就是缺乏科学精神的表现。

有些人或许只是缺乏科学精神，但也不能排除有些人故意利用许多民众相信科学却不懂科学的特点，蓄意为了某些政治目的，大做文章，煽动舆论。

抗疫不只是科学，首先是政治

有两个最近很常见的说法是“要讲科学，不要政治化”，“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然而，防疫的重中之重恰恰是政治决策。科学只能负责提供其“专业”范围内的参考信息，政治的“专业”决策理当由政治家来做。

对于社会而言，即使有少部分人能从疫情防控中获利，总体来看还是一件不得不考虑如何分担损失的事。亲人不幸亡故是损失，封城经济停摆是损失，“共存”后商业万一不景气也是损失，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考虑让哪些人承担多少损失，这显然不是科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不同社会对死亡的接受程度是不同的，生命的价值是否能够衡量，该如何衡量，也是政治问题。

英国目前每天新增的因新冠死亡人数为150左右，每百万人口为2.34，大部分人及其亲友确实都不会感受到直接的威胁，因此许多民众连口罩都不戴。

英国人口约6700万，就按7000万比14亿的人口比例简单估算下，中国每天也要因新冠新增死亡3000人，每月就是约9万人。

当然，如前所述，这样的套用是不恰当的，中国即使与病毒“共存”，也不大可能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完全“躺平”，而会继续执行公共交通戴口罩、进入商场测体温等政策，可以减缓病例的增加，从而减少单位时间新增的死亡数字。

我们看上去可以通过已有的实证研究来估计这些措施可能的效果，但民众心态也会导致措施执行不到位，比如口罩不好好戴。当你增加参数，而每个参数浮动的范围又比较大时，结果很可能“随心所欲”，科学意义就不大了。

但是这里为了讨论方便，就给死亡数打个极限折扣，几乎一折吧——哪怕每月只有1万位新冠患者死亡，很可能依然对社会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要知道，现在中国累计也只有4000多位新冠患者死亡，一个月就比累计量翻倍还多。

注意这还只是设定一个“极限折扣”，实际情况很可能更糟糕；这还只是一个月，看到几个月累加的数字后呢？要判断普通民众在这些设定下做何反应，是否会导致社会动荡，并非医生或科学家能做的“专业工作”，而是要靠政治判断。

同样人心难测的是，即使支持“共存”的人，万一自己染病或家人不幸身亡，很可能又变卦了。当然我们也不用去苛责这样的人，这是人性使然。但问题在于，“共存”舆论看上去有不少人支持，如何分辨坚定和不坚定的支持者，真正把握民意的变化，也不是医生或科学家能给出答案的，社会调查恐怕也难以通过精巧的问卷测出潜在变卦者的比例。

再举个例子，“居家隔离”还是“方舱隔离”，也是最近人们讨论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