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悲哀的是，虽然说权利与权力没有直接关系，但大量对政治经济缺乏认识的人具有了选举权，容易被煽动、蛊惑，客观上反而扩大了权力操弄民意的空间。

需要注意，民粹政治的崛起，绝不意味着对整个权力分配体系的挑战，而只是有利于一部分善于利用民粹的政客。新增的操弄空间，不可能为民众服务，而是利用民众的无知，在权力分配体系内部的老玩家之间进行调整。

就像是“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得不到”，本来就没有政治权力、只有一天投票权利的人，怎么可能真的突然有权力，让这个操弄空间为自己服务呢？因你而生，并非为你而生。

民粹政治不会真正解决民意要解决的问题，反而有个副作用，就是在煽动、蛊惑容易走极端的民众时，利益集团正在加深的矛盾也日益公开化，国家共识受到了更大的冲击。

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利益集团的分化在所难免，即使没有选举，共识也可能渐渐瓦解。可是，选举活动大大加速了这个过程，并放大了政治极化的程度。

但反过来看，“选票民主”并非没有“优点”，否则也不会还有无数粉丝。

民众四年投一次票，选出不同的最高领导人，或通过议会选举选出不同的执政党，确实存在发生重大改变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变化感能带来强烈的参与感（请特别注意，非西方政体也有公开、公正的投票，但结果变化很少的投票，所产生的这种心理效果是完全不同的，要远远微弱，甚至有时可以忽略不计），虽然行使的是权利，却有一种“行使权力”的错觉。

在汉语中，由于权力、权利两词容易混淆，更可能把right视为power，放大了某些中国人认为投票能“行使权力”的错觉，使他们进一步高估了选举权利的政治意义。

最不济，参与感也能起到“安慰剂”的作用，在社会矛盾还不是很激烈的时候作为“减压阀”，提供缓冲，并争取疗伤的时间。

西方的“选票民主”制度目前依然表现出了比较高的稳定性，相当多的民众还笃信变化感能带来真变化；即使那些认识到“选票民主”无用的人，也只是选择不投票，而不是推翻整个制度。

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民众可能具有基本的底线，据称不会选出极端恶劣的领导人，这种看法已被包装成所谓的“最不坏的制度”。

然而，所有这些“优点”，可能只在一定范围里成立。

“最不坏的制度”只是托辞

“选票民主”固然能控制社会的压力，让你有机会疗伤，前提是你得去疗伤……不疗伤只会向下滑落，压力锅如果“减压”不如“增压”力度大，难道能永远不爆？

西方社会有过疗伤或减压的经典案例，比如福利制度的建设，普选制度自身也是“平等思潮”与减压需求共同孕育的结果。

但冷战结束后，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的疗伤减压机制，迟迟没有发挥作用，社会矛盾逐步累积，贫富差距拉大，即使多个国家选出了年轻领导人或政治素人等等新面孔，目前还看不到有哪位真能解决些问题。

甚至，政党轮替、政客上下的变化感，除了起到“安慰剂”的作用，还反过来使一些政客更为短视，更为不负责任，甚至有“下台之后，哪怕洪水滔天”的迹象，疗伤减压也就无从谈起了。

西方制度现在还算“稳定”，但看看古今中外历史上真正的改天换地，往往都是到了社会矛盾极为深重的时候，哪怕不是饿殍遍野，也起码是人心思变，西方也许只是未到火候。

“选票民主”用选举的变化感，来应付人心思变，但当不愿投票的失望者越来越多，人心是否会思考改变整个制度呢？

眼下的“稳定”是“选票民主”能够千秋万代、一统江湖的证明？还只是压力不够大时的幻象？

甚至可以追问，西方社会的压力目前还不够大，是因为选举一次次减压的效果，还只是殖民时代与冷战结束的红利过于丰厚？

反过来看，如果一个制度没有政党轮替的减压阀，等于始终有“达摩克里斯之剑”悬在头上，加上吸取其他国家的深痛教训，因此可能产生更多自我净化、调整的动力，也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稳定，甚至表现出更多有效的革新。

再看所谓“最不坏的制度”。面对这种说法，国内有些学者，经常举“选出”希特勒的例子来反驳。

不过这类反驳很难拉出去打，因为扭曲了历史事实。

首先，虽然德国当年确实人心思变，但在1932年4月的总统选举中，希特勒并没有赢过兴登堡。1932年7月，纳粹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也不过是37.4%的得票率，11月重新选举，还丢了200万选票和34个议席。

其次，即使成为总理，希特勒要通过关键的“授权法”、真正大权独揽，还需要国会三分之二多数。

他的策略就是解散国会，重新选举，在选举中用暴力手段破坏其他人的竞选活动。这就不是真正的“民主选举”了。

如果真能在“选票民主”的框架里安然夺权，我们还会见到什么“国会纵火案”吗？

通过国会纵火案，希特勒解散了德国共产党，才最终通过了“授权法”

因此拿“选出”希特勒去攻击“选票民主”，根本说服不了几个老外，甚至会被人视为“不学无术”。

还不如直接拿特朗普说事。毕竟他已经被语言学泰斗乔姆斯基，定性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罪人”，选举手段也不过是可能用了点定向宣传的高科技，比希特勒的暴力助选看上去“干净”得多，他的脱颖而出，岂不更能说明“选票民主”制度之“坏”？

但全球各地其实不乏特朗普和“选票民主”的双重拥护者，因此这种反驳也很难传播开去。至于对特朗普“最大罪人”的定性嘛……乔姆斯基虽然贵为大牌学者，其实也就是急红了眼，猛咬一通而已。

那么“最不坏的制度”真的对吗？

当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