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岑少宇】

（本文主要内容在2020年美国大选当天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底线思维”，原题《拜登赢就是民主胜利，特朗普赢就落井下石，都醒醒吧》，此增订版本对选举民主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既剖析了其利弊，也驳斥了“选举选出希特勒”“政客都是木偶”等在反思“西方民主”时常见的言论。）

本届美国大选前，在太平洋两岸都有些人憋了四年的气，只等拜登胜选，就准备欢呼“民主的胜利”，赞美“拨乱反正”。另一拨人则反向操作，只等特朗普胜选，便可以“落井下石”，嘲讽西方一贯吹嘘的所谓“民主纠错能力”根本不起效。

然而，单凭一两次选举，断言一种制度的胜利、失败，显然是意气用事、逞口舌之快，缺乏说服力。

“选票民主”的优劣

“选票民主”的弊病不妨从原理上找，更加直接、有效。

首先，人类历史上各行各业、大大小小的成就与决策，就没有什么是靠直接投票得出的，政治何以例外？

几乎没有哪家成功的企业，是靠所有员工以平等的权利投票来选领导和决策的。也没有人会在看病时，召集医院的医护、财务、保洁、门卫来投票决定谁主刀，或采用什么治疗方案。

国家治理需要有长远的规划，需要能对各种利益群体进行平衡，领导人必须具备高度专业化的领导能力以及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清晰认识，凭什么靠全民“平等”投票来选择呢？

当然，有人会争辩说，撇开素人政客不论，假定候选人都是地方官员，民众可以根据地方官员治理的“政绩”来判断。

这就带来第二个问题，民众有这个能力来判断吗？

地方官员政绩的考核是非常复杂的，不是看一两个数字就能概括的。从经济发展到基础设施建设，从社会保障到环境保护，需要综合考虑。普通人能准确判断吗？

即使是经济发展，也要看其中的成色，是否可持续，是否真正有竞争力，还是仅仅在任期内把数据做好看。

更何况，作为国家领导人，还要具备外交、军事等视野，这是地方官员很难体现出来的。

从脱欧事件来看，普通民众对数据的感知能力，对信息深入、全面了解的意愿都非常薄弱，更不要说网络时代愈发凸显的“信息茧房”问题。

判断谁有领导力已经不容易，更难的是对发展道路的选择。有领导力的人，走上错误的道路，危害只会更大。

但要民众判断哪个候选人阐述的路子对，意味着民众自己就要路子对，否则甚至会“反向选择”。

这个要求就太高了，简直是要“人均领导人”。

第三，由于民众显然达不到“人均领导人”，在很多问题上不知道方向对错，不知道长远利益所在，候选者就可以讨好民众来赚取选票。

如果在选后忠实履行各种诺言，很可能导致过度福利、激进外交等等问题；如果不履行，则直接消解了“选票民主”本身在政治决策上的意义。

第四，被选举权也是开放的。虽然，不存在“人均领导人”，但人均有“被选举权”，进一步放大了制度风险。

有些人会认为这不重要。特别是某些学者在攻击西方制度时，总喜欢说那些采用“选票民主”制度的国家都是背后的资本或“Deep state”在操纵，领导人是木偶，换谁当总统都一样。

这种说法前半部分不完全对，而后半部分则过于片面。但由此讨论下去，倒能渐渐接近“选票民主”的核心。

“木偶说”“操纵说”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且就算真有一个小集团在控制，这个控制链条在具体事务上的传导也要花时间。素人领导的后果不已经显现了吗？

而且，换上新的总统、议员，肯定对权力格局有一定影响，否则双方也不会投入那么多钱，花那么多精力。

至于“Deep state”，目前有多种理解，有的认为是大资本家，所谓的“达沃斯党”，有的认为是政府里与特朗普对抗的公务员团体。

但所谓的“Deep state”只是一个抽离出来的说法，强化了那些不大抛头露面的人物，神神秘秘的故事谁不喜欢听？其实你明面上就能看见那些利益集团，它们就是美国整个国家运转的内核，真正的“朕即国家”。

表面看上去，两党轮替导致权力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在西方社会里，真正的权力分配主要是在资本利益集团之间博弈完成的。特别是在非选举期内，通过制定法规与具体执行上的博弈来确定，每次博弈的结果都体现了权力的动态变化，远非一次选举能有定论。

选上的人，有机会“现管”一些事情，不可能说和败选者没差别；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仅具有较为有限的作用，毕竟博弈的舞台涵盖行政、立法、司法机构的里里外外，不完全在领导人的掌握中——这种现象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三权分立”。但“三权分立”都不能完全概括这些舞台的隔阂，比如政务官与事务官之间的分隔，比如联邦与州之间的分隔。

败选方，其权力固然会受到一定影响，却依然可以在各个舞台上下其手，维护自身的利益与权利。更没有哪个利益集团，在一次败选后就灰飞烟灭了。因为它的权力基础基本都还在，当选者后续施政，也绕不过它。你要干掉一个利益集团，大概只有在商业上彻底瓦解它吧。

与其说是资本利益集团在“操纵”政治，不如说它们就是美国的政治，就是美国的权力，甚至就是美国本身。因此，我认可资本利益集团在政治中的重要性，但同时反对阴谋论的“木偶说”“操纵说”。

而这些利益集团内部还有多层次的博弈，强势的人物当然也有，但整体上并非几个人就能完全控制或代表的，这也是“阴谋论”故事好看，却并不靠谱的地方。另外，像背地里“使坏”的公务员，个体既可能是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表，本身也是公务员利益集团的成员，而这个集团却并无鲜明的领导。

说完了选举极为有限的作用，以及这种现象的原因，我们最终可以引出最重要的问题——right与power。

政治的本质是什么？说法很多。但在实际操作层面，无可回避的是权力（power）分配，而权利（right）分配，只是权力分配后继续操作的结果。选举权，即使在西方也一直只是vote right，本质上和power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和别人说vote power，只会被当成“中式英语”笑掉大牙。

刚才已经说了，这个权利的行使，能够通过选举结果，带来一些变动，但不会对利益集团的根基有根本性的改变。

普通民众投完票，一边凉快就好。那些利益集团博弈的主要导向，一般都不是从民众利益出发的，否则西方也不会积累这么多社会矛盾了。

是不是人类所有形式的投票，都不能体现权力呢？倒也不一定。

也许有人会想到公司的股东大会，股东大会确实有投票程序，想想，股东们投票权利一样吗？

往往不一样。首先就是要按真正的权力来分配，不仅是单纯的出资比例，而是尽可能按照实际的决策权力分配，“同股不同权”是非常普遍的，如果分配到位，倒是可以认为投票权利与权力大致等价。

但在西方的政治选举中，没有也不可能按照真实的权力来分配权利，分给你的权利并不体现你真有什么权力。

真要与企业制度类比，不妨将西方选举中的政治权利理解为，把某个董事选为CEO的权利。董事还是那些董事，这是你普通选民无法撼动的，只能指望换个董事兼任CEO，看看企业会不会有好转。这真的意味着你有权力吗？对不起，真正的权力属于董事们。

还有一个侧面的“老百姓”视角，可以说明在西方的政治投票中，权利与权力并无直接联系。投票权号称人人平等，理论上一个快餐店临时工和一个退休的、不再担任任何公职的州长，投票权利是相当的，如果投票权利真的确定政治权力的分配，就会得出两人的政治权力也是平等的。绝大部分老百姓显然能一眼看出，这是一个荒谬的结论，因为西方社会本质上根本不是基于投票运作的。

本文不会花多少篇幅讲很多学者热衷谈论的“选主”变“金主”，因为那些操弄看似深不可测，讲起来也都是戏，反而只是表层现象。选举作为权利的行使过程，本身就只是表面的。

也有很多学者指出，西方民众只在投票日有权利，之后无法真正参与、监督政治运作，其实也是同样的原因。你的权利就只分配了一天，还想干预权力？喝多了吧？

醒醒，你的right本来就和power无关，“金钱民主”才是本体，请不要打扰西方社会的“本职工作”。

知道权利与权力无关，也就不用纠结什么“授予”“让渡”了，这些不过是为了让整套程序能够逻辑自洽、自圆其说，和实际运行当然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