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8月22日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年周年纪念日。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等经典论断，奠定和指导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方向。

在著名社会学家、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曹锦清看来，邓小平是“历史的扳道夫”，开创了社会主义2.0版，对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根本问题都做出了方向性解释。同时，当历史发展进入不同阶段后，我们今天也面临着邓小平理论传承的重大问题，如何从韬光养晦到积极有为，如何处理好稳定与发展两个大局等等，也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

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年周年纪念日前夕，观察者网与曹锦清教授进行了一场深入对话，探讨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的当代传承。本文根据对话内容整理而成。

1988年4月，邓小平在北京玉泉山

【整理/观察者网 高艳平】

历史的扳道夫

邓小平的历史地位，我把他比喻为历史的扳道夫，就好像中国是一趟高速开动的列车，沿着原有的轨道开不下去了，需要转弯。虽然依旧在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但是通往目的地的路径，需要从旧轨转到新轨。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口，列车要转弯，但是要平稳，不能翻车。

在这个时点上，时势造英雄，邓小平出现了。反过来看，首先是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口；其次，他能够把轨道扳过来，而且换道后列车的运行还相对平稳，没有翻车，这时候就成了“英雄造时势”。

苏联的列车也曾转轨，但是苏联出了个戈尔巴乔夫，他开启的“新思维”改革，扳错了方向，列车飞了，苏联解体了。

在1978年的历史转折点上，邓小平就是中华民族现代化历史上一位成功的扳道夫。有了他，我们的改革开放转轨才比较平稳，能够继续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越走越好。

从社会主义1.0到社会主义2.0

老路不能走了，要开创新的道路，这个道路的名称还是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因为路径变了，就需要重新对社会主义进行定义。

作为历史的扳道夫，邓小平的核心贡献就是对社会主义进行了重新定义，在什么叫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两大问题上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这也是党的十四大给邓小平的历史定位：他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1992年的南方谈话解决了什么叫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前三十年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我们叫做社会主义的1.0版；邓小平则带领中国，向社会主义的2.0版过渡。

2.0版社会主义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计划和市场能不能兼容，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因此，在过渡时期，就出现了很多“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议。

1992年的小平南方谈话为此定了调：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就是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解释。

从发展个体户、乡镇集体企业，到进行国有企业改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了，中国经济也实现了腾飞。

1992年1月21日，邓小平在深圳参观中国民俗文化村。新华社

姓资姓社的争论再起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又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实行的是单一公有制，其实现形式是计划经济，分配形式是按劳分配。那么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转轨，出现了所有制结构的变动，这是我们原来没有充分估计到的。

原来以为公有制，包括集体所有制，都能够按照市场来配置资源，根据市场价格信号做出生产决策。但实际情况是，国有企业、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并存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形成了。这三种资本的比例，无论是占GDP的比重还是占外贸的比重，都发生了动态变化，而且目前非公经济的占比已经占大头。

所以这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出来之后，有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争议又起。有人说应该改为“公有制为主导”，但有人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否定”，争论背后还是“姓社姓资”的根本性问题。

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公有制本身的实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开始按照市场来配置资源。所以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专门把“国营企业”改为了“国有企业”。

这次修改虽一字之差但意义重大，因为国家和政府不再是国企主导的公有制经济的直接经营者，而成了产权所有者。国营企业不适应于市场经济，而国有企业以及后来提及更多的国有资本，能够更好地和市场经济结合，既能够按现代企业制度运行，也可以搞股份制结构，还可以上市；国有资本还可以和外资结合，和民资结合。

“国有”以资本的形态出现后，和其他资本的关系就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姓社姓资”的问题再次出现了。这些年的很多讨论都是围绕这个难题进行的，包括“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民营经济退场论”和“两个毫不动摇”等等，都与此有关。

市场经济要求的所有制结构形式以及公有制实现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动，从而带来了资本形态的变动，相应地，劳动分配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生产有三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改革开放前我们实行的是单一公有制之下的按劳分配，因为我们的土地归集体所有，资本是国有的，参与分配的就只有劳动了，即按劳分配。但是改革开放之后，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都变了，党的十五大就宣布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当时十五大报告提及的只有劳动、资本和技术三个要素；党的十六大强调，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增加到了四要素。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提出要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七大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了这七大要素分配。

土地要素的计入，是因为原来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在城市化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大量土地闲置的情况。允许这些土地出租，以及土地作为要素参与分配正式列入了文件。只不过农村的集体农业用地变更为国有土地以后，土地增值部分如何分配，还不大明确。

数据要素的重要性是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逐渐凸显的，但是数据要素如何参与分配，现在还有待突破。数据资产是由互联网用户产生的，但是最终获利的却是资本所有者，如何实现公平分配，还是一道难题。

所以从公有制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转轨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结合，也引起了很多所谓“姓资和姓社”的争论。

在这个节点上，围绕着社会主义2.0版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定义，对发展中出现的诸多新实践、新现象，如何来判断，如何来说明？这些都很核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