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曹老师您好，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5%的同比增长，是否明显低于之前的预期？

曹和平：确实低于预期。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首先，整个业界低估了这一次新冠疫情肆虐对上海的影响，低估了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连带受影响之后对经济的伤害。其次是外部因素，全世界经济还在下行期，欧洲剧烈的军事冲突蔓延的伤害使得整个经济承受了巨大的下行压力。

比如，上海疫情一出现，在封控、动态清零的过程中物流被中断了，物流一中断工厂的出货就停了，出货一停就会导致停工停产，这些伤害都是实实在在的，一是伤害了生产，二是伤害了消费。这种情况是之前没有遇到过的。从国际局势来看，一些西方国家“不作死就不会死”，把原本可以用在发展经济和搞基建的大量资金用于扩张和战争，这些二战受益国没有能够从战争中吸取教训，导致世界经济也深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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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现在看来，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似乎变得更“常态”了，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大众由此产生的不安？

曹和平：大众对经济的预期确实遭到了伤害。比如说最近爆发的村镇银行事件就是人们对小银行信心的不足造成的一种挤兑。还有房地产出现的资金链断裂，这种不安全感会影响金融投资界，尤其是银行会更加谨慎地运用货币和发放信贷。这些都是比较悲观的一面。

但是这些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积极和乐观的因素。比如说村镇银行5万元以下的储户可以兑付，国家对于这部分普通人有一个兜底，同时很多大额的储户其实是将在村镇银行存钱作为一种追逐高利率的投机手段，比如有人跨省去存款的。这部分作为“游资”的中高收入群体，实际上在村镇银行事件中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还有房地产市场，我们的住宅供给某种意义上是大于有限的市场需求的，谁在炒房？被炒到天价的房子除了第一次刚需的买房人群，还有谁在买？这次房地产的动荡，受到伤害的很多也是高收入人群。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整个社会80%-90%的人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伤害的话，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就是外部性的——来得快，去得快，因此不用过度地害怕疫情。如果俄乌冲突输出的伤害能够被控制住，虽然已经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产生了冲击，但不会对中国的经济预期造成不可修复的伤害。

所以，目前我们还来得及在政策上加强支持的力度，呼吁整个社会共度艰难时刻，保护大众对经济的预期，尤其要加强对年轻人的支持。

观察者网：说到年轻人，当下以年轻人就业为代表，整个社会面临很大的就业压力——第一份工作的压力、保住工作的压力和失业再就业的压力都叠加在一起。

曹和平：确实是这样。现在的就业形势，年轻人是最难的。

就业形势严峻的背景，是世界范围内数字技术引发的经济换挡升级和疫情造成的经济下行连在一起了。这种情况有点像1929-1933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当时也正赶上大车间模块化流水线的生产方式替代原有的生产模式，所以1933年之后世界经济就重新起来；可惜的是几年后因为国际上财富分配的不均衡爆发了世界大战，因此现在全世界到了需要反战的时候。

要解决就业问题，除了前面提到的抗疫、增强信心、降低外部风险之外，还应该重视以下几点：

首先，继续坚定地发展数字经济，稳扎稳打地实现产业升级和更新换代，这样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