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我们注意到您最近在媒体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人均GDP过万的文章，您提到了这一指标对中国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是重大突破，尤其是我们国家还在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当中，但另一方面这两年经济放缓，再加上疫情冲击，民众的生活受到冲击，对经济的预期并不好，对于国家发展和个人经济提升之间的共情也不高，所以您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怎么来理解人均GDP破万，以及普通民众心理落差之间的问题？

曹和平：人均GDP到1万美元高不高？相较于美国的6万美元、香港的4万和新加坡6万美元来说，确实不高；但是从平均意义上来说，人均GDP过万，又确实是一脚踏进发达经济的门槛里边去了。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到了这个时候，社会上会出现一些特别奇怪的现象，人们吃饱了穿暖了，会开始注重教育方面的发展，他们会去看别人念书怎么样，会抱怨自己没找到好工作。当人均GDP处在4000-6000美元阶段时，家庭对教育的积极性、对教育的支出没那么高，但慢慢起来了，对教育质量的要求、也就是有效教育的需求逐渐提升了。

而有效教育的一个最重要结果，就是盼望公平，盼望自己的职业生涯和别人有一样的发展。我们高中以前的教育，是义务教育，都是国家财政拨款，没有太大差别；也就是说，当人们处于这一收入阶段时，相互之间的差别不大，个人对教育的支出份额也不高，当然不排除有些家庭收入低，但对教育看得很重。

那么，现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重视教育的人群比例就大大提高了。对有效教育的需求提高以后，人们首先要求的是公平。今年“两会”期间，就有委员提出，建议北大清华按各省考生比例招生。虽然不是以家庭为单位要求，但是以地域为单位提出的要求。这反映了人们对有效教育的一种期望，这其实是好事；只是说一旦涉及到公平，就会有些“麻烦”。

当经济发展处在1万美元以上，通常是收入两极分化。为什么111个国家中——如果把美欧日等几个战前发展起来的国家去掉的话，二战至今，实现增长的国家就中国一个，韩国都算不上。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在低收入阶段形成了两极分化，尤其像通过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很多企业家早就把钱揣进自己兜里了。

但中国有一个优点，就是中国政府发起了全面脱贫攻坚战，致力于帮助7000万绝对贫困人口脱贫，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如果没有这一步，想想这几年在香港地区、在中国周边发生的一些骚乱，可能就有机会渗透进来；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大陆年轻人质疑香港的暴力游行以及西方国家的幕后操控，这是全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反常现象。这说明在全世界范围内相比，中国虽然也有两极分化，但是普通老百姓在衣食温饱问题上没有受到直接的人身威胁。

所以，人们要求有效教育，但并不能反映到反对两极分化上去。当下，最直接的一个表现就是所谓的“躺平”，我不要了，反正我怎么干也干不到那个程度，我也不参与你们这个游戏了。躺平所体现出来的憎恨，本质上是一种犬儒主义，但不是贫困极端分化、街头“颜色革命”，这两者之间是有等级差别的，但在一个序列上。

正是因为这7000万人口脱贫，使得中国越过了1万美元的门槛，我们就没有犯下中等收入经济迈向高收入经济时的陷阱，也就是“收入不平均，街头颜色革命”的陷阱。这一点，我们国内经济学者都没有特别注意。

2019年11月8月，巴西前总统卢拉出狱。图自央视

其实，有一个词叫“degree of social tolerence”，“社会容忍度”，就是说社会对不平均容忍度比较大的国家，一定会走向发达经济；反之，社会对不平均容忍度小的国家，大多会在1万美元的门槛上就被掀翻。有三个国家，就是典型例子，一个是巴西，1987年巴西就进入发达经济水平，但受到1997年金融危机影响，一下子栽下去了，2008年前又进入发达经济，但现在又回到七八千美元，街头游行，总统卢拉被抓，乱象丛生。

那么，相比之下，韩国也几乎把每任总统抓起来了，但为什么又进入发达经济了呢？韩国社会的群体分布中，受基督教、街头革命影响的有一部分，受儒家文化的也有一部分，两者相互对冲，最后还是回归到经济发展上来，他们国家有一群英雄主义者。这和日本又有所区别。

“躺平”或是“被平均”，虽然是当下社会上对不公平的一种反映，但是要看到中国历史上的积淀，以及中国共产党主政下，有意校正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不同人群收入之间的鸿沟，且这些政策仍在持续不断地实行。

所以，你说中国在这方面存在问题吗？存在。问题大吗？非常大，但是和社会分化严重国家里面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又是处在良性的、可化解的范围内。有些地方已经进入发达经济水平了，问题也没解决，比如台湾地区，天天在“立法院”吵架，香港地区，别人随便一戳，就上街了；再比如美国，大批民众把国会山都冲了，法国街头黄马甲更是闹了不知多少次。

就像现在俄乌两国，俄罗斯的社会容忍度相比乌克兰更高，但事实上乌克兰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收入水平比俄罗斯高，而且地广人稀，资源比较丰富，拥有全欧洲最大的煤矿之一，又是全球第二大粮食出口国，被誉为“欧洲粮仓”，仅是俄罗斯油气管道从它那经过，一年就是近100亿人民币的过路费。但即便如此，乌克兰还是向往欧洲，拼命想摆脱俄罗斯，而就在这么做的过程中，把自己国家给干掉了，好几任总统在街头革命中被赶下台，现在国家也陷入战火甚至分裂之中。

2013年，乌克兰爆发“颜色革命”，社会撕裂，经济恶化衰退，东部地区陷入流血冲突，人均GDP在2018年沦为全欧洲最穷国。图自大公网

所有这些事情，对我们而言，都是警示。当中国人均GDP越过1万美元，用于有效教育的支出倾向提高以后，人们对社会公平的需求可以在一套良性机制内被解决，但是解决的路径还很长，而且以后还会出现。

话说回来，中等收入经济进入到高收入经济阶段，都会出现社会撕裂，它其实反映了人们对高生活的一种调整和适应。当社会在理念和意识形态上出现分裂，哪个国家能把分裂给较好地解决，哪个国家就能进入发达经济，你看印度、巴西、印尼、马来西亚、泰国、阿根廷、南非，这些国家都没能进去。

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可是这个问题是处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之间的一门学问。它既是美国的问题、欧洲的问题，也是中国等所有经济体的问题，聪明者能有惊无险地过去，而糊涂人就在这个问题上被干倒。只是现在很多人都不讨论，但它确确实实是一个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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