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你有一个工程项目，如果工程项目与主导产业技术进步方向一致，尤其是数字技术爆发，外界就认可你做的事，资产都跟着你的方向走，你的投资就很容易变成政府背书；有了政府背书，商业银行就会跟进；一旦商业银行跟进，这个流动性大家都愿意去抢。

而“抢”会带来什么结果呢，比如政府或机构给科研团队人员分配一套房子，这意味着从房子角度来说，政府自己的收益率降低了，而拿到房子的这部分人，本来可能要花几百万买，但现在不用买就能住进去了，就相当于节省了货币，而货币一节省就等于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就出清了，一出清，经济就能转起来了。1997年，我们国家清理三角债就是这个道理，债务出清的结果是，虽然GDP量上没有增加，但是资产负债表的平衡恢复了。

所以今后一段时间，唯一的方法就是靠主导产业群、产业结构变化、高新技术突破形成的工程项目来内生一部分货币，而这部分内生货币能够替代原来的外生货币，来推动中国经济向前走。

也就是说，现在不能再靠直升机撒钱了，也不能靠存量经济，只能靠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联网共享经济。我们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得越快，这个问题就会有突破，想再靠着货币银行帮忙，恐怕不行了。

图自新华网

观察者网：既然您谈到数字经济问题了，正好请教您关于数字经济中的重要部分——互联网平台经济的纷争。事实上早在前年我们讨论反垄断问题时就涉及到一些，就是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互联网平台经济对当前中国经济的重要意义，但另一方面我们国家当前提出的政策目标很多，比如反垄断、整治互联网平台企业、劳工权益、共同富裕等等，当然这些政策目标方向都是正确的、且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但问题在于当前有疫情、外部冲击，在推动落实中长期政策目标与短期经济目标、宏观调控政策落实之间似乎存在矛盾、甚至短期内目标混乱，从而对经济造成一定波动，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如何平衡？

曹和平：有些情况就像“贪吃蛇”，千万要小心不能咬到自己尾巴。但有时候这只“看不见的手”智力不够，还是会咬自己的尾巴；虽然是智慧经济，但还是会出现这种问题。

我们要依靠数字经济突破当前经济增长的窘境，就仔细找出平台存在的垄断等问题，并把这部分拿掉就行了，不要把垄断之外的那部分都顺带打掉。

至于政策和政策之间的不协调、制度和制度之间的冲撞造成的经济增速降低，今天存在的状况并不比二三十年多，只不过那时候经济增长与国计民生、温饱问题之间的关联非常突出，所以大家就特别有感；现在生活好了，两年三年没有增长，大家也不会没房住、没东西吃，所以就不那么在意了。

至于这个事情要怎么办，这就是制度前沿、管理前沿和经济学研究的前沿，是我们要花大功夫去做的。

观察者网：其实像去年双碳减排目标下的缺电也是如此，对生产量能和经济带来了一定影响。

曹和平：对，减排是好事，能很好地推动产业结构更新，但结果却出现了“一压就叫”的情况，药太苦了不愿吃，落实不下去，最后容易不了了之。

我估计这种情况可能要3-5年才能结束。也就是说，在这3-5年内，我们可能还会经历一个经济增长比较不温不火的时期。除非有一个突加的外部力量出现，举个例子，技术大爆发，拼图已经清晰到谁都看明白了。

我们不像西方，经济出问题了，一般就靠打仗，把国内矛盾输出国外，把其他国家民众的房子住宅货币抢劫一通，问题一定程度上就解决了。

观察者网：您谈到战争了，本来我们现在讲中国经济时就会谈到外部环境动荡，原本就有疫情、美国单边主义的影响，再加上近期俄乌战争爆发，无疑给今年的经济形势带来更大不确定性。尤其是美欧在经济、金融、能源领域的制裁，将对国际市场、乃至中国市场产生多大外溢影响？

曹和平：经济学人最近有一个说法是，美国、北约和俄罗斯的20年冲撞，在乌克兰危机这个节点上爆发，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经济意义上的附加外部性，经济增速肯定会下行。比如，油价升高，天然气价格上涨，国际供应链的干线支线网络被打断，各领域意识形态对立，SWIFT系统将俄罗斯排除在外，会对全球、连带对中国产生影响；包括相互之间信任的丧失，人们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惧，都会变成一种经济变量。

不过，从目前战场上传出的信息来看，俄罗斯如果能控制住俄乌冲突的局势，最终双方达成某种协议，比如说无论是划第聂伯河而治，还是乌克兰答应“中立化”，那么恐怕这场冲突就会限制在美国、欧洲等北约国家之间，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小。所以，战争不能拖久了，否则危害会比较大；如果能在三个月内停下来，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

我过去在军队干过7年，虽然已经几十年没穿军装了，但还是一直在关心大战略的问题。就俄乌冲突来看，俄罗斯应该问题不大，这场冲突也不会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方向发展，除非未来双方有更大规模的新一轮相互动火，但这种几率是比较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