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纵即逝的机会窗口

无论是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要求来看，还是从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的特殊需要来看，中国对教育实现又一个跃进的期待是空前强烈的。与此同时，中国教育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以改革的思路，通过顶层设计，无论是依靠经济增长创造增量，还是通过挖掘和重组存量，教育发展的资源制约具有足够的条件被打破。

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依然坚实、长期向好，足以支撑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潜在增长率。同时，只要保持公共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合理比例，教育发展所需的资源也能够得到保障。

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即老龄化率）在2021年达到14.2%，跨过“老龄社会”（老龄化率超过14%）门槛后，2024年已达15.6%。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2035年中国老龄化率的中位预测值为23.9%，将显著超过“重度老龄社会”（老龄化率超过21%）的门槛标准。

这也意味着中国在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继而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过程中，也将伴随着老龄化水平的快速提高，始终具有“未富先老”的国情特征。我们进一步来看，这个老龄化趋势和发展阶段特征将会同怎样的经济增长能力相对应。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我们选取老龄化率在14%~24%的国家和地区（共51个），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2000美元到26000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共36个），作为中国到2035年这一期间发展的参照系（见图8-5）。具体来说，对于进行比较的这些国家和地区，我们分别观察老龄化率的5年算数平均数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5年算数平均数进行比较，进而与中国对应时点上的国内生产总值潜在增长率进行比较。

图8-5 迈向重度老龄社会过程中的增长速度比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

在这个可比的发展区间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实际增长率都显著低于对应的中国潜在增长率。例如，我们可以引用几个数字作为图8—5的补充。也就是说，如果把老龄化率在14%、16%、18%、20%、22%和24%的情景，分别与中国在2021年、2026年、2028年、2031年、2033年和2035年的经济增长情景相对应的话，则可以看到中国在这些相应年份的潜在增长率分别可以达到5.6%、5.0%、4.8%、4.7%、4.5%和4.3%。如图8-5所示，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比较的结果也可以说大致相同。

值得指出的是，以上列举的相应时点上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都是按照中位方案预测的数值。如果创新和改革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潜在增长率完全可以超越这些预测值，达到更好的结果。人力资本大幅度跃升正是改革红利中确定性最强的供给侧因素，也是新质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可见，经济增长与教育发展相互提供有力的支撑，应该抓住这个机会窗口，形成制度化的“水涨船高”机制，把作为手段产生的教育红利，不打折扣地转化来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

不仅如此，这个时期的人口转变特点也为挖掘资源潜力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更好地统筹资源利用和资金配置，可以为教育发展腾挪出大量的公共资源。同样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2023—2035年，中国的少年儿童人口数总体趋于显著减少，同时其中每个年龄组又有不同的变化情况。例如，3~5岁和6~14岁这两个年龄组的人口年均分别减少3.02%和5.06%，15~21岁这个年龄组的人口年均增长0.18%。

从上述经济和人口动态趋势中，我们可以引申出两个政策含义。从一般意义上说，家庭和政府教育支出水平的增长必然意味着有更多的资源，可以用来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提高教育质量、保障终身学习机会，创造促进经济增长的第三级教育“火箭”，并不断获得可持续运行的动力。具体而言，总体和分年龄的教育适龄人口减少提供了统筹资源使用的空间，可以借此解决最为迫切的教育发展问题。我们先来看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及其他因素变化，各级各类学校数量的增减情况。

如图8—6所示，2005—2023年，幼儿园数量在较晚近的时候（2021年）达到峰值，随后进入减少的过程；普通小学数量一直处于减少的过程中；初中学校数量可以说稳中有降；在近年来普通高中学校数量增长的同时，中等职业学校已经多年处于减少的过程中；虽然普通高校数量仍在增加，鉴于与其他教育阶段的关联性，这个势头预计难以长期保持。图8—6显示的学校数量变化，同时代表着相同的在校生数量变化趋势。顺应这种变化态势，教育资源的整合和重新配置大有可为。

图8-6 各级各类学校数量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首先，整合托幼资源的最好时机。

政策方向是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及联合国倡导的托幼及学前教育一体化模式，统筹目前按照年龄相互割裂，并且由不同行政机关主管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资源，推动儿童早期发展和学前教育发展。

具体的操作手段是，统筹运用现有资源，多元模式并举盘活因各种原因闲置的人财物和空间，鼓励幼儿园向低龄儿童延伸提供托育服务，在加强卫生健康部门与教育部门沟通及互认机制的基础上，逐渐统一到教育行政机关作为主管部门。

其次，破解“撤园并校悖论”。

在近年来幼儿园和小学数量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多流动儿童未能被常住地公立教学机构充分接纳。之所以称之为悖论，正是由于以下3种现象之间具有逻辑上的冲突：其一，城镇的公共教育资源是无论户籍身份的常住人口的共同贡献；其二，教育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已经得到明显的缓解；其三，作为基本公共服务内容，同等质量基础教育的可得性仍然是不均等的。

破解这个悖论，理念上要进一步树立教育公共品性质的意识，实践中要充分利用好资源制约缓解的难得机会，将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与户籍身份彻底脱钩。

最后，职业教育向何处去？

尽管在高中阶段让学生分流到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似乎是一种主流的政策取向，社会上围绕这个政策也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实际情况却是：多年来中等职业学校的数量显著减少，普通高中的数量近年来却在增加。而且，这个变化方向也是各国的普遍趋势，在很多以职业教育著称的国家，如德国、瑞士、韩国等，近些年都经历着高中阶段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比率（普职比）的提高。

这正好是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超越情绪化的争论，厘清关于职业教育发展、普职分流、未来技能需求和职业教育资源重新配置等问题的认识。

首先，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培养就业能力，因而直接以传授职业技能为目标的职业教育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教育类别。

其次，着眼于普职并举应该成为一种选择机制，而不应该成为一种制度性分流。

再次，职业教育应强调大幅增加通识教育的内容，以挖掘人类人力资本的优势，应对人工智能冲击。

最后，现有职业教育资源应以劳动力市场上的“一老一小”为重点进行重新配置。一是逐渐向“3+1”模式过渡，即把普通高中纳入义务教育范围，额外增加1年直接面向就业的免费职业教育。二是着眼于技能更新，为在职者（特别是大龄劳动者）提供公共服务，强调急用先学，提高他们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力。

《中国就业新趋势：人工智能如何重塑劳动力市场》，蔡昉 著，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