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我们也观察到，中国人力资本在具有一般特征之外，还具有一些独特特点，其中蕴含中国特色。   

第一，少年群体及青年就业人群的受教育程度较高，人均受教育年限在24岁时达到峰值。

根据相关研究文献，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普遍呈现出类似趋势：即在24岁左右受教育程度达到最高点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受教育程度逐渐下降，形成一条向以下递减的曲线。

这一现象在发达经济体中并不存在。美国、欧洲国家、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分年龄段的受教育年限系较为平坦的水平线，24岁与64岁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基本相当。

中国尽管教育发展曾相对滞后，但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实现了快速的赶超，每一代人的受教育程度均超过前一代。因此，中国的受教育年限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的趋势尤为明显。具体而言，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在2000年为9.8年，2010年增至10.1年，2020年达到11.3年。数据提升看似不多，但实则意义重大。需知教育的发展是一个长期且艰巨的过程，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每一点提升都凝聚着巨大的努力与投入。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间所取得的进步，无疑是十分显著的。同时，整体受教育年限的提高较快，就会在代际或队列之间产生较大差距，使受教育年限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的趋势表现出来。

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指标，是用计量方法观察就业技能及其回报的重要变量，但并非唯一变量。工作经验同样对人力资本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随着工作经历增长，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在提高。在中国，受教育年限与工作经验之间存在明显的反向关系：青年人群受教育年限较高，但缺乏工作经验；而大龄劳动者虽然工作经验丰富，但受教育程度较低。

从这一角度来看，中间年龄段的人群可能在两者之间取得较好的平衡，既具备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又拥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从而形成更为优越的人力资本。基于这一观察，我们提出一个假说：劳动力市场的匹配度与年龄具有倒U字形曲线关系，即中间年龄段的人群在市场上的匹配度最佳。

中国就业人口受教育情况来源：第一财经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23》整理

我们用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对这一假说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城镇居民劳动者的就业率分年龄来看，确实呈现出倒U字形曲线——青年时期就业率偏低，中年时达到最高点，随后下降，到大龄时期就降到比较低的水平。这一结果充分验证了我们的假说，即劳动力市场的匹配度与年龄呈倒U字形关系。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在发达国家，青年就业群体和大龄就业群体同样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困难。例如，24岁以下的青年就业群体更容易签订“零时合同”（编者注：即雇主不保证提供固定的工作时间，员工只有在被要求工作时才工作，并且只对实际工作的时间支付工资。），而60岁以上的人口一旦失业，再就业的难度比其他人群要高1倍。这些现象都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假说，即匹配度的倒U字形曲线在劳动力市场上是成立的。   

因此，U字形的劳动年龄人口分布和倒U字形的劳动力市场匹配度，即构成了一对矛盾。它们在中国当前发展阶段下同时存在，带来了特有的与人口相关的劳动力市场特征和结构性就业矛盾。

中国目前是否处于最接近U字形的人口分布上，我们尝试用最简单的人口变化来进行分析。1990年时，青少年人群比重最高，到了2005年，当年的年轻人开始在劳动力市场上成为中年，再到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时，这部分就到了大龄群体中。即便不是学人口学专业的，如果需要理解人口趋势和特征，可以采用一种理解人口动态的分析方法，即借用回声的概念。

想象一下，当你在群山环绕中发出声音，声音会在对面的山壁上形成回声，然后反射到你身后的山壁，再次形成回声。每一次回声都源自你发出的声音，但逐渐减弱。你发声时是婴儿潮，第一次回声象征着上学潮，随后是就业潮，再往后则是养老潮。这些回声虽然会逐渐减弱，但它们的发生是必然的。因此，到2035年时，中间年龄段人群相对于其他任何时代都是最少的。这一趋势使得U字形特征成为这个时期的最突出特点，“一老一小”成为最重要的就业矛盾。这是我们观察到的现实，也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应对之策：加大加快人力资本培养和公共就业服务  

在U形人口年龄结构与倒U形人力资源市场匹配所产生的反差背景下，如何解决中国的结构性就业矛盾？我从人力资本培养和公共就业服务两个方面入手，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一些政策建议。

第一，政策工具箱的充实与贯通。

我们首先需要转变一个传统观念。过去，宏观经济调控部门在涉及就业时，主要遵循菲利普斯曲线，认为只要通过刺激经济、创造足够的需求，使经济回到潜在增长水平，就能消除周期性失业，实现充分就业，从而达到宏观调控的目标。然而，在经历了如疫情等冲击后，即使采取了刺激性政策，经济有所恢复，可能面临的却是更高的自然失业水平。这是因为短期冲击叠加人口结构新特征，如老龄化程度加深、劳动年龄人口趋于U字形分布，都可能影响就业市场的恢复。因此，仅仅依赖原有的宏观经济政策手段是不够的，还需要结合公共就业服务、劳动力市场功能完善，以及相关体制机制改革等其他政策工具。

这意味着，结构性改革手段与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工具应相互结合，长期的工具与短期的工具应协同发挥作用，共同构成一揽子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

也就是说，除了关注菲利普斯曲线，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标准政策工具应对周期性失业外，我们还应关注贝弗里奇曲线，扩充和贯通长期化政策工具以应对结构性矛盾，降低自然失业率。对于疫情后复苏而言，这样可以事半功倍，提高充分就业水平和就业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