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崛起，有一个本质的因素，就是紧紧伴随着军事的强大，也就是说不是发展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这与我们有很大不同，中华文明在漫长历史上傲视东方并非靠军事摧毁对手，而是靠发达的农耕和手工业。

工业化彻底结束了冷兵器时代的力量对比，使得西欧这几个历史上好战的小国打遍天下无敌手，以古典时代不可思议的速度通过殖民主义迅速占领和控制全球资源和市场，建立起史所未见的庞大帝国，要知道英、法帝国的边界一度都与中国接壤。所以“西方文明”在近现代傲视群雄，有两大因素是不可回避的：一是殖民主义，二是工业革命。这两大因素的前提条件，就是军事上可以事先摧毁对手，以利自己巧取豪夺。

19世纪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漫画

历史即便不被表述，也已经摆在那里，正是通过殖民掠夺和工业化，欧洲快速积累起巨额财富，后来让全世界其他文明都产生自卑感的“西方文明”就是在财富的堆积上建立起来的。但如果军事上不再能指哪打哪事先削弱或摧毁对手，“西方文明”在逆势的时候会如何表现，历史还没有证明过。这与中华文明能在逆势中涅槃的历史很难比较。

过去西方也出现过类似危机，他们的解决方式就是战争，对外战争是西方解决内部问题的一个捷径。今天西方面临的危机还不仅仅产生于自身，也有来自外部的挑战。他们正在失去工业革命的绝对引领地位，中国这个在十九世纪被他们打垮的苦难国家艰苦卓绝地弯道超车，令他们一手经营的不公平世界之种种便利不再那么理所当然，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我还真有点怀疑，西方一旦失去其压人一头的强势地位，是否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以及长久维持文化霸权的可能。

西方的话语权由一种完美的技巧构成

青阅读：您的几本著作致力于揭示西方文明隐藏的话语运作机制，痛感中国人普遍丧失了“审美权，道义权，历史解释权”而不自知。您是怎样关注到这一问题的？和您在法国的生活经验有关吗？比如说，2008年的几件大事唤醒了很多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对您而言呢？

边芹：2008年只是出现强烈拐点的一年，但精神准备要远远早于这一年。西方社会的实质有点像西方人的本质，收藏极深，然后通过层层包裹呈现出想让你看的那一面，比如比你强盛，他先说是因为基督站在他们一边，后来又说是得自古希腊便有的民主自由。你读十九世纪的书报便会发现，当时“民主”这个词并不像如今这般时时挂在嘴上，那时主要强调基督教战无不胜和种族优越，比现在直白。

在西方长期旅居或定居的中国人，或早或晚会面临一个选择，即你在哪一边。并没有人公开来逼你，但整个社会根深蒂固的反华、排华会将中国人送到三个阵营里，最广大的一群我称之为“利己派”，他们不去听、拒绝看，全部的精力都用于为自己奋斗，无所谓西方人怎么对其母国，只为狭处求生存；第二群人我称之“融入派”，这群人的行事特点就是“你们不是讨厌中国吗？那我比你们更讨厌中国”、“你们打中国一个嘴巴，我就打三个嘴巴”。唯有这样，方可安生。这话一点都不夸张，要么麻木，要么“比你还”。不这么做就得落入第三群人——“压抑派”，这群人的特点就是为其良心所累而长期处于精神抑郁中，敏感的人甚至会有时时被铁烙的痛楚。

这就是2010年前的现实，后来情况有所好转，但基本现实很难根本扭转。在这样的处境里，你只能在这三个阵营里选择一个，甚至都谈不上选择，而是随着自己的本性走，能麻木的，会过得心安一点；能“比你还”的，就融入了；心思转不过来的，就只能痛定思痛了。我就是在痛定思痛中，得以绕开西方预设的话语，去阅读、观察、思考，进而有所发现的。

巴黎华人针对越来越严重的巴黎社会治安问题举行的“反暴力、要安全”大游行

青阅读：您提到过，西方的话语机制里，有一条隐秘的、“谁也不能碰”的“底线”（见《我的精神冒险》一文），这条底线具体指的是什么？

边芹：这个问题我还真不能直接回答，不是故弄玄虚，而是顾忌深重。在西方长期生活并且明白的人，都不敢碰这条“底线”。我也最好不要犯忌，不是胆小怕事，而是认为没必要。中国人难得糊涂，没准是福。世上唯一一群绝顶聪明却不知世道真相只知埋头干活致富的人，难道不是福吗？

青阅读：二战以后，西方文化界、学术界逐渐兴起了一种“反西方中心”的论调，您怎样看待在西方内部兴起的“反西方中心论”？

边芹：这是为大目标“全球化”做的舆论准备的一部分。早在二战刚打完，“世界统治集团”就已经策划解构实体的殖民帝国，因为难以为继、成本太高，尤其是道义成本。新形式的“经济殖民”、“精神殖民” 收益大而成本小，已经无须十九世纪的军事入侵和占领。看看现今的中国就一目了然了，三十年代哪怕租界遍地的上海，你能找到一个染金发取洋名的人吗？现在的“西方中心论”根本无须那头公开挂牌，这头已能自产自销了。

法国大革命中的断头台

青阅读：您批判西方的声音在当代中国应该属于比较激烈的，在您的读者中也引起了一些争议。那么这些看法，您和法国的朋友或者其他西方人交流过吗？他们有什么反应？

边芹：一切都是相对的。我们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对西方一直处于仰视状态；过去也很少有机会常年生活在西方又无求于他们（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你想移民、想混口饭吃，那就很可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可以以平等、平视的姿态来仔仔细细观察西方。我并不认为我是批判西方比较激烈的，将“批判”这个词用于我的部分文字实际是不合适的，我只是看到了一些国人没有看到的现象，并且以平视的态度把它说了出来，仅此而已。

我已经把我观察和感受到的东西冷却了一百度再吐出来。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的那篇引起很大争议的文章《向西看的那个槛》曾被法国一家网站翻译成法语刊登出来，网站的本意是想批驳我，然而网友们的普遍反映是，我写的有关法国对待中国的种种做法，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但在读了我的文章后一注意，还真是那么回事儿。

青阅读：中国需要在世界上建立自己的话语权。那么，如果我们需要和西方争夺“审美权，道义权，历史解释权”，您认为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呢？

边芹：说实话，这问题不好答。一方面，西方的话语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由一种完美的技巧构成的。我们要构建自己的话语权，首先得参透西方的话语技巧，因为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比如我发现的电影的“细节接力”，就是战技之一。所谓电影的细节接力就是利用画面对人潜意识的影响，反反复复地用同类细节进行精神移变。

由于细节并非一部电影的主题，甚至也游离于情节之外，可以是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或偶然提及的名词，也可以是一个道具，或某类人的形象、某种场景的氛围，但如果这些细节被有意识地长期植入各种电影的画面中，所暗中形成的“接力”便能在受众不知不觉中对其潜意识实施控制。应该承认，西方对人的心理研究超前于我们，我们没有将此作为战略目标，像对导弹、卫星那样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而西方的真正统治者（并非政府内阁）深藏幕后，知道“温柔的独裁”和“话语统治”才是现今和未来世界的统治利器，早在上世纪上半叶就已全力投入研究。这三十多年，以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名义走遍中国城镇乡村甚至穷乡僻壤的西方某类学者，多半是在从事这方面的情报收集工作。

在软实力方面，我们与西方的力量对比，还处于十九世纪长矛大刀对火炮军舰的不对等状态。如果不迎头赶上，要构建我们自己的话语权，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另一方面，我们的精英层如果不能自悟“审美权、道义权和历史解释权”是如何在无知无觉中被易手的，又怎么来“重新夺回”？我们是自愿把这三大权力拱手送给奥斯卡、金棕榈、金熊、送给诺贝尔、格莱美、送给汉学家……谦虚不等于丢掉自信。我最近偶然看到浙江某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南宋》，在分析南宋历史时，此片以世所罕见的“公允”将历史解释权分到四拨专家手里：德、日、美、中。中国史学家未受到一丝一毫的“偏袒”，不是为“主”，而是其中不多不少的一分子。尽管纪录片并未对立中西专家的观点，但这么做明显是在告诉观者，中国宋朝历史自家学者的观点也不足为信，必须有外国（西方）专家来证言。试想法国人拍一部解释拿破仑战争的纪录片会请中国史学家插嘴吗？所以首先必须自醒、自悟。

（原载“青阅读”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