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是生活在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家荀子，一位是生活中14世纪的伊斯兰学者伊本·赫勒敦，作为不同文明的代表，他们如何为我们提供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明交流与融合的思考路径？

在4月15日于马来西亚举办的国际文明对话会上，致力于研究中国儒家文化的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政治理论讲座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贝淡宁就在自己的演讲中，实现了两位哲人的跨时空对话，不仅探讨了儒家和伊斯兰文明对话的可能性，还从现实出发，为儒家-伊斯兰文明对解决当下全球面临的文明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

当天参加对话会的还有马来西亚总理易卜拉欣·安瓦尔，他一直对推动儒家-伊斯兰文明交流抱有浓厚的兴趣。在参加完国际文明对话会后，安瓦尔就去机场迎接前来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17日，中国-马来西亚两国发布联合声明，其中也提到了要推动儒家-伊斯兰文明对话，增进跨信仰理解、深化文化交流。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在国际文明对话会上致辞。人民网记者 褚君摄

在此背景下，观察者网对话贝淡宁教授，请他从不同文明如何实现平等对话、儒家-伊斯兰文明对话如何打破西方文明霸权的角度，分享自己的见解。

观察者网：您刚刚在马来西亚参加了国际文明对话会，演讲的题目就是《儒家思想、伊斯兰教与政治现实主义》，您将文明的对话分成三种途径。在您看来，文明之间的对话经常会出现哪些误解？原因是什么？

贝淡宁：在西方，21世纪以前，大多数跨文化的“对话”都以宗教或政治“传教士”的形式出现，目的是让别人改信自己的信仰。比如，利玛窦虽然才华横溢、心胸开阔，但他来中国传教的目标却是将中国人转化为基督徒，并将儒家思想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卫礼贤，他在1899年以传教士身份来到青岛，却深深迷恋上中国文化和哲学，转而成为“逆向传教士”，向世界宣扬中国哲学的价值。不过这类例子实属凤毛麟角。

近来，传教士的形式受到了严厉且公正的批评。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一种文明能主导其他文明，在与他人交往时，断言自身观点更优越是危险的。因此，现在的跨文化和跨文明对话更倾向于尊重彼此的形式。

一种方法是寻求相互理解：一个传统的代表与另一个传统的代表交流，目的是找出相似之处或差异。这种方法虽然有助于增进相互理解和尊重，但并没有真正努力从其他传统中学习，对话也不会带来新的见解。

这种做法在不同群体各自独立生活的社会中尤为适用：各方应相互尊重和理解，尽管种族、宗教或语言群体之间的互动不多，但只要不相互干扰，整个政治共同体就能保持和平。

另一种更雄心勃勃的方法是相互促进：一个传统的代表与另一个传统的代表展开对话，彼此学习。一个传统的见解有助于解决另一个传统面临的挑战或问题，同时不同传统间的交流也能催生新的见解。

这种方法体现了中国过去对传统和宗教的包容态度：寺庙常融合儒、道、佛及民间宗教的元素，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可能认同不同的传统。比如在中国的宋代，佛教兴盛带来的“挑战”，促使朱熹等儒家学者进一步发展了儒学，其形而上学更为丰富，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佛教和道教。

明清时期，王岱舆、刘智等思想家推动的伊斯兰教与儒学的对话，既促进了相互理解，也实现了相互提升。如今，伊斯兰教与儒学的对话旨在深化这些交流，推动双方进一步发展。

观察者网：在演讲中，您以中国儒家代表人物、战国思想家荀子和14世纪的伊斯兰学者伊本·赫勒敦为例，详细解释了儒家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创造性对话，这对今天的文明交流很有启发，能否再向我们详细介绍下，这两位大家的思想如何实现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互补？

贝淡宁：要让不同时空的智者碰撞出思想火花，需要聚焦于他们试图解答的共同难题，并且确保这些问题在今天依旧具有挑战性，答案对今天仍有意义。

就荀子和伊本·赫勒敦而言，他们都生活在全球动荡与混乱的时代。荀子身处战国，而伊本·赫勒敦则经历了北非所谓的“部落纷争”，他们都专注于一个问题：如何在这样的时代促进社会团结？

如今，我们也生活在一个全球失序的时代，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认为，两位思想家的智慧值得我们借鉴。

两位思想家都致力于道德建设：荀子主张建立一个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社会；伊本·赫勒敦则主张建立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社会。但他们也是政治现实主义者，因为他们认识到在混乱和战争时期实现理想的困难性，并提出了在不那么理想的情况下改进的现实机制。

荀子认为，人有自私的倾向，但我们可以通过学习、以身作则的良师以及伴随优美音乐的礼仪，建立能够超越家庭纽带的亲切感和凝聚力，这不仅有助于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在和平时期也能说服权贵关心弱势群体。

荀子

然而，荀子忽视了外部威胁，或者说敌人对团结民众的重要性。例如，加拿大人民现在异常爱国，因为他们团结一致，反对特朗普将其国家变为美国“第51个州”的威胁。因此，我们可以借鉴伊本·赫勒敦的洞见，以补荀子思想的不足之处。

伊本·赫勒敦（1332-1406）是一位伊斯兰思想家，被广泛认为是社会科学的先驱甚至奠基人之一。其著作虽根植于伊斯兰道德，却以政治现实主义著称，主张政治思想家应如实洞察现实、理解现实并从中汲取历史教训。

赫勒敦将“阿萨比亚”定义为群体情感或社会凝聚力，在他看来，个人对部落的忠诚是政治权力的关键。这种群体纽带越强，部落的战斗力与征服力就越盛。统治者需深谙此道，依靠游牧民族壮大实力，利用宗教将游牧民团结起来，形成对抗世界的坚固阵线。

然而，游牧征服者终将沉溺于奢靡的城市生活，这便是衰亡的开始。昔日勇猛的游牧者会变得软弱、顺从，最终王朝被拥有强大“阿萨比亚”的新部落推翻。赫勒敦认为，这种循环在社会层面是必然的，道德理想无力阻挡。

伊本·赫勒敦

如果我们今天想培育强大的集体凝聚力，而且我们也认同荀子与赫勒敦的共识，即族群团结是政治社会成功的基础，那么我们必须认识到，沙漠的艰辛与战斗中的英勇并非增强集体感的唯一途径。

赫勒敦的理论在某些情况下是有效的。如果入侵阿富汗的西方侵略者熟悉赫勒敦理论，他们就会意识到与团结一致的塔利班战士交战必败无疑。

但是，在和平年代和相对现代的社会中，人们住在固定的社区，荀子提出的增强集体凝聚力和社会和谐的建议或许更为适用。我们需要推动包容性的仪式活动，并配以优美的音乐，同时倡导向优秀的老师学习，让人们感受到团结一心的氛围。

在演讲中，我提出荀子的观点可与赫勒敦的见解相辅相成：拥有强大集体意识的社会，需要对抗颓废、过度个人主义及粗鄙物质主义的社会，以巩固其社群纽带。

或许，当今的儒家、伊斯兰以及儒家伊斯兰信徒——所有这些重视社群生活方式的人——能够达成共识，即：（1）推广荀子式的礼乐，以和谐的方式将公民联系在一起；（2）对抗美式资本主义所推崇的极端个人主义与物质主义生活方式，确保伊本·赫勒敦所言的强大集体意识得以存续，并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