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楠：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强调抵抗经济已有不少年了。在此期间，鲁哈尼政府和伊朗人民曾对伊核协议达成后恢复与西方的经济交往抱有很高期待，然而事与愿违。美国退约后，德黑兰一方面向英法德施压，敦促它们兑现对伊朗的承诺，另一方面加强发展同俄罗斯、中国、日本和印度的关系，以抵御美国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你认为伊朗的策略能在多大程度上奏效？

阿卜杜拉波尔：伊朗政坛有两大阵营：原则主义者和改革派。前者也被外界称作保守派，是西方眼中的强硬分子。他们极力抵制西化，对同西方国家改善关系不抱好感。

与此相对，改革派则希望借助外交途径建立并深化伊朗同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纽带。鲁哈尼总统的政策常带有改革派倾向。

说到核问题，原则主义者从一开始就认为所谓的全面协议不切合实际。后来，特朗普退约和欧洲的阳奉阴违也使改革派认识到西方——特别是美国——并不值得信赖。起初，改革派对英法德挽救核协议还抱有期待，但事实证明，欧洲人光说不做，不可能为了伊朗而牺牲与美国的特殊关系。

西方不可信，一些人转而寄希望于俄罗斯、中国、日本和印度能帮伊朗抵消美国的制裁效力。但鉴于这些国家和美国的商贸往来，我不认为这个方案能奏效。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恐怕还得是加大对国内制造业的投入，支持国内企业，落实抵抗经济方针。

苏莱曼尼的死关闭了伊美对话的大门。除非美国迷途知返，否则我们只会一步步见证伊核协议的消亡。

王丁楠：总的来说，中国读者对伊朗的认识有很大局限性，即便在两国联系比较密切的商业领域也是如此。我记得一位常驻伊朗的中国外交官曾提到，中国企业家看伊朗，要么是患了“恐伊症”，觉得与当地人打交道寸步难行；要么是被“遍地机遇论”洗脑，盲目地以为伊朗处处是商机。这两种态度都是应当摒弃的。作为伊朗人，你会如何把自己的国家介绍给外国人？你怎么描述伊朗的国家和国民性格？

阿卜杜拉波尔：我会从伊中交往的历史向中国读者介绍伊朗。伊朗和中国在历史、文明和文化习俗上具有相似性，伊朗人十分珍视两国之间的这种纽带。伊中交往始于公元前2世纪丝绸之路的开启。中世纪伊朗的伟大诗人萨迪在他的《蔷薇园》里讲述了波斯与中国亲密交往的故事。两国在古代丝绸之路上互通有无，这一题材在伊朗古代文献和文学作品中被屡屡提及。

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同中国结成战略伙伴，得到了后者在国际舞台上的长期支持。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重振与沿线国家的合作精神，为伊中两国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创造了既传承历史、又富于时代内涵的新机遇。

2019年德黑兰国际书展上，中国被邀请为主宾国。20多名中国作家和出版商来到伊朗同我们交流。在展会上，我看到伊朗读者围着中国展台问了许多问题。中国小说受到伊朗年轻人的追捧。麦加的《解密》被翻译成波斯语，是那么受欢迎。

去年，伊朗政府已经对中国游客实施免签。我相信发展双向旅游将有助于加深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

中国和伊朗的外交政策都具有鲜明的国家性格和民族认同。说到伊朗的国家性格，首先要提到伊朗人对波斯民族辉煌历史的珍惜和重视。这与中国人对古老中华文明的自豪感是相通的。伊朗的历史和传说、文化和精神遗产、以及伊斯兰教信仰构成了我们独特的民族认同，是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

伊朗人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抵御外辱、保卫家园的决心。对民族和宗教英雄的尊崇也是我们国家性格的组成部分。抵抗思维、奉献精神和追求独立的品格是当代伊朗官方话语中的几个关键词。我相信，依循这样的精神，我们一定能攻克前进道路上的风险和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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