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沟通、旅行和交流是首要任务

王辉耀：事实上，拜登总统和习主席去年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让我很受鼓舞，这为2023年中美关系的发展铺设了前进道路，让中美高层工作团队互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财长耶伦将访华、美国商务部长，美国贸易代表都可能访华，未来可能有更多的美国高层将访问中国，也会有更多的中国高层访问美国。今年9月还将在印度举行G20峰会，11月还在旧金山举行APEC领导人会议。因此，有很多机会让我们可以真正改善和稳定局势，特别是美中关系。

苏珊，我将再次从你开始。我们如何能够达成拜登总统和习主席在巴厘岛所提出的这种愿景？此外布林肯现在也说他想在时机成熟时尽快访问中国，我们也希望这能够真正尽快发生。苏珊，能不能从你的视角出发给出一些看法？

董云裳：是的，我是一名前外交官，所以我真的相信讨论和谈判将有助于议题取得进展。我同意美国方面和中国方面对这次“气球”事件的处理都相当谨慎和周到，我很认同中国方面的声明，即这是一个意外和不可抗力。它进入了美国领空，中国完全承认了这是自己的气球，他们对这一事件的发生感到遗憾。我希望我们可以将对这一事件能妥善处理方式作为一种样本，今后努力使我们双方之间的沟通更持久、更稳定、更有效。

而布林肯想在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之后访问北京的原因之一，正是为了谈一谈这个问题。中美的沟通渠道已经变得截断和狭窄，两国有如此复杂的关系、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然而，我们只有两位元首之间的沟通渠道，这显然不可能在每天或每个月都进行。因此，我们必须真正建立一些沟通渠道。

我认为对于美方来说特别紧迫的一件事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渠道来澄清在类似“气球”事件这样的情况下发生了什么。我知道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人们会努力获得更多的信息并进行澄清，而这一直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在中美关系中，需要快速获得信息以防止人们进行假设，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做出最坏的假设，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不希望在这种关系中出现更糟糕的情况或做出某种坏的假设，我们更希望在另一方获得信息的情况下，基于事实进行操作。

因此，当我们为今年的APEC峰会做准备时，我希望我们可以开始建立一些这样的关系。我们需要人际关系，以便了解对方并拥有这些沟通渠道。我也希望我们能更好地利用中美互设的大使馆和领事馆进行沟通。你提到了我在国务院的长期职业经历以及我曾在中国担任过几个不同的职位，这些都是重要的联系，而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没有真正充分地利用它们。

王辉耀对话董云裳、包道格（图源：全球化智库）

除了高级别会议之外，我也希望耶伦（美国财政部部长）、吉娜·雷蒙多（美国商务部长）或者是戴琪（第19任美国贸易代表）等人能参与一些其他的经济会议，我们希望这些会发生。我们也必须让人民之间重启联系，这意味着要有更多的航班和签证的开放。这些是在双边方面。在全球挑战方面，你提到了其他很多问题，我也希望中美在气候变化等方面能开展合作。但现在，我认为重启沟通、旅行和交流是首要任务。

王辉耀：我刚才提到，中国也可能对拜登总统在亚洲周边地区追求的一些经济联盟感兴趣，比如说我们也想加入CPTPP和DEPA，甚至IPEF等等。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经济联盟，而不是像QUAD或者AUKUS这样的安全联盟。随着1月新一届美国国会的开始运行以及3月中国两会的临近，也许我们可以形成一个良好沟通的开始。希望这个“气球”事件是暂时的，双方可以逐渐恢复冷静的头脑。我非常同意苏珊的观点，即我们不应该假设最坏的情况，而是应该真正尝试考虑获得更多的信息交流，然后促进更多的高层进行访问。那么帕尔，你的看法是什么？

包道格：我赞同苏珊所说的，我们需要加强对话和机构合作。我不得不说，尽管气球被击落，但事情还没有结束。事件本身已经有了一个有限的结束，但随着设备被分析、真相被曝光，事件的冲击将继续，官方的调查结果将会披露在媒体上。这将创造一种紧迫感，也许我们今天的讨论还没有带来这种紧迫感，但你不得不应对即将到来的这一切。在本周末，两国军方与军方之间未能进行有效沟通，而这个气球还在空中，这让美国、公众、国会和政府感到非常尴尬。对两国特别是对中国方面来说，在事件再次开始发酵之前做出更多的反应是明智的。双方可以尝试让这个问题回到可管控的渠道，这样双方都能有一个建设性的结果，而不是仅停留在无休止的消极状态。

因此，我想强调这个问题的紧迫性。不要想再等几个月然后寄希望于能在8月或9月的领导人会晤之前把一切都解决了，这是需要提前更早解决的事情。这一切的背景是中国的战略能力在不断增强。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回避关于战略武器问题的对话，称中国在战略武器方面的能力与超级大国相比数量少、处于不利地位。但是现在中国的战略武器能力正处在大大增强的过程中，因此两国军方之间需要有关于战略武器的对话，需要就协议、概念、预警发射等各方面议题进行直接的沟通。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能对哪些方面是充分的、哪些方面是不足和有待加强的加深理解。中国代表着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新对手，我们必须在谈判桌上找到一个位置让中国来讨论这些问题。

中美等大国需努力使国际体系发挥作用，避免“G0”世界的发生

王辉耀：两位嘉宾都是资深外交官。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转向中美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苏珊，你曾经建议过“共同进化”（coevolution），对此你有很多好的想法。考虑到美国即将迎来2024年的选举年，以及在2023年，新的美国国会和中国的新一届政府领导班子都将开始，那么双方到底能做些什么来让对话充分展开，我们如何能做到这一点？你们两位高级外交官具有丰富的中美关系经验，希望你们能提供一些建议，比如中美关系如何能构筑更好的基础？毕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不仅对本国有着责任，也对世界负有道义上的大国责任。你们都有很多经验，先从苏珊开始。

董云裳：是的，当然。我认为中美自关系正常化开始便一直努力尝试找到一些合作领域，因为分歧和紧张始终存在。我们总会发现双方会在某些领域不能达成一致，并在谈论这些问题时意识到必须对这些分歧进行管理。但在两国关系中也有很多需要相互讨论来解决的具体问题，如我们会就加入世贸组织进行谈判，就所有其他贸易和投资协议进行谈判，就双边投资条约进行了持续十年的谈判。我们在这类领域不断就管理问题进行讨论，然后在一些领域努力合作，在某些领域取得进展。这就是方法。而我认为这个方法在过去5年里已经被抛弃了，美国政府中有很多人因为一些谈判没有取得足够的成果而感到不耐烦，认为我们被利用了等等。

但我认为这仍然是前进的方向，即使双方在这种非常困难的环境中相互怀疑，并且现在都把对方视为一种威胁。我认为两国的这种情绪都过于夸张，但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位置。我认为需要找到一种方法，用一些积极的方面去平衡关系中的消极方面。人们提到了美国和中国可以合作的各个领域，我想我都赞成，但我希望我们真正开始集中精力的领域是国际体系。美国和中国都从过去70多年建立的国际机构中受益匪浅，而这些机构现在受到了很多抨击，例如世界卫生组织（WHO）被批评在疫情期间表现不佳，而世界贸易组织（WTO）及其争端解决机制并没有在全球经济中发挥公平竞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