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发扬光大心学的“功夫论”传统，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新时代的思想解放吧？

白钢：是的。再回到如何建立“功夫论”的问题，这里有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当然本质上还是合在一起的。

对外的部分，也就是传统中我们讲的实践部分，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实事求是等等，也就是要在具体的事上体现功夫。具体到比如一年能够做多少次调研，到基层跟大家交流能够谈到什么程度。有关这一点，我觉得以贺雪峰老师为代表的华中学派做了非常好的探索，贺老师有一个词叫“经验质感”，就是说只要调研做多了，你就会产生一些类似灵感式的、一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直觉能力。

观察者网：毛泽东应该是此中的高手！当年他一方面大量阅读革命理论，一方面利用一切机会从事深度调研工作，他对于抓住中国社会本质的直觉能力远远超过他的同事与对手。

白钢：这就是既能饱读经典，又通过大量调研获得直觉性的知识，才能够捕捉到群众中的智慧与创造力，才能提炼规律。

关于“功夫论”的第二个维度，是向内求的维度。现在很多年轻干部遇到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在工作与调研中，会面对书本知识跟自己所处的实际之间存在的大量不协调的现实张力，而且这种不协调的状况还不是偶发性的，而是常态化的，某些是结构性的。

比如说从党的理念来说，人类社会的方向是要实现共产主义。但从中国大多数人的衣食住行现实来说，遵循的则是货币化的商品交换逻辑与资本逻辑，还离不开以货币化形态体现的资本控制。那么，怎么去安顿这个理论上的理想与现实的“结构性”偏离呢？这里就需要借助“功夫论”中向内求的维度来处理。

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是只在今天发生，而是早就在传统当中就发生了。过去你读书求学的目标要做个清官，青史留名，但你一进入官场要面对官场上的潜规则压力，你该怎么办？

观察者网：是的，权力和金钱交易很早就有。即使在帝制时代的中国，商品经济也是很发达的，中国是很早搞市场经济、货币化商品交换的国家之一，虽然那时候的大商业资本、大农业资本在控制社会的程度方面，远没有今天大金融资本那么厉害。可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2000多年前的司马迁都道出“原子经济人”的市场逻辑了。

白钢：历代的君王与儒家精英心怀一个回到三代之治的大同理想，要净化吏治、替天行道。在这一点上，儒家士大夫阶层面对的理论跟现实的这种不匹配的矛盾也是结构化的。

所以，在中国古代，我们的先辈们处理过这样的特定难题：知道大同理想、天下为公值得追求，但实现的路径却受到种种特定条件的制约，都不是靠个人之力甚至若干代人就能够改变的，那该怎么办？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去安置自己的身心，不要生出毛病来，还要保持积极心态做事，那得要有一套内在的功夫，你得要有调心之法吧。

观察者网：总结一下，在党建模块中，要注重包括内外两个维度的“功夫论”、以及如何从心学传统借鉴“调心之法”，平衡或者减轻结构性偏差的压力，打造健康积极的安身立命态度，这些是主要针对我党先锋队成员的。您在《关键》一书中还提到一个重要的观点：要让亿万人民乐于接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也能够安身立命。这个要求会不会太高调？

白钢：总书记在论述“两个结合”的时候说：“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我的观点与总书记的要求是一致的，真正的“大道”不是脱离世俗的生活，而是通过身心境界的提升，就运行于寻常日用当中。这就是中国传统最高明的地方，不是把“大道”当作类似柏拉图理念式的这样一种存在。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当年在许多机关、学校、工厂、兵营，大家的确过着有意义的生活，那时候人们心底里信奉毛泽东思想的大道理，甚至都背得很熟，比如“老三篇”。如果今天回头去看当时的文艺作品，你就能够感受到。

所谓日常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要回答生命的价值取向问题，触及到类似宗教要回答的生死问题。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用纪念张思德来解决这个终极关怀问题。

张思德是长征过的红军老战士，到达延安后在做警卫与烧窑工作。为张思德开追悼会隆重怀念他，就是要传达这样的教化信息：在任何普通的岗位上你都可以完成人生的意义，都可以重于泰山。看上去警卫工作、烧炭工作只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分工，但是它的生命价值意义其实是可以超越的。毛主席的这个做法是非常高明的。

1944年9月5日，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时，因炭窑崩塌而牺牲。毛泽东在追悼会上以为人民服务为主题发表讲话，表示悼念。图为正在和战友烧炭的张思德（左）。人民网

观察者网：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建国初期的那个热血年代，教化工作相对容易展开，那个时候我们是计划经济、干部队伍，军队里相当大的比例是供给制，人心比较单纯。没有引入市场经济，也没有面临各种资本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被控制的危险。

白钢：对，所以真正的考验其实在新时期的今天这里等着，我们好在是执政党，抑制着资本逻辑不占主导地位；好在我们有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有天然亲和性；好在我们可以继承心学“功夫论”传统，这与“师生辩证法”完全契合。

我的看法是，现实已经这样了，然后你再不讲理想，就等于退让，让所谓的客观现实占据主导，这条路不可取。虽然与革命战争时期、建国早期不同，虽然现在这个时期的民众行为很多已经被市场逻辑掌控，这个时候反而更加需要跟年轻人讲理想、跟一部分合适的群众对象讲理想，当然是采用活泼生动的那种方式来讲，而不是教条主义灌输的方式。

之前也说过，党和人民的主体性是需要互相激发的，当广大群众完全变成所谓的市场经济逻辑下的“原子”，完全成为被动的、被大数据算法支配的消费者，这样的局面一旦产生，主体性恐怕也要丧失掉了。

观察者网：也就是说，党在保持自身先进性的基础上，需要广大群众具有某种特定理想性和创造性特质的，这种把社会主义的主体性精神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联系起来的要求，就是激活群众内在觉悟性、创造性的要求。

白钢：是的，群众在被大数据与算法所操控的同时，他内在还是感受到有某种觉悟性与创造性的。很多年轻人说自己是“社畜”的时候，他是通过一种反讽的方法在考虑思考这个问题。很多时候，这种内在的觉悟维度，被外界重重包裹给遮掩了。所以，核心是怎么用一种创新的方法，去激发年轻人的内在主观能动性、自主创造性。

乐观地看，当今我们的社会展示出多元创新的活力，尤其是有一大批成长中的的科技型新质生产力企业。正是像华为、大疆、比亚迪这样领军企业的大批员工，他们身上体现出源源不断的创新力，正是这种创新力的发扬壮大，对抗了西方阻止中国发展的“卡脖子”压力。

从产业供应链、价值链层面来看，“大数据+人工智能模型”正在取代传统的市场波动价格机制，塑造着分配资源的新模式，许多并非党员的有识之士包括新一代的企业家，直觉上认识到，互联网正在改造着资源配置方式与企业管理模式，未来可能会出现一种新型的“计划经济”来调节需求与供给。

4月24日，在郑州航空港区比亚迪总装工厂拍摄的新能源汽车“宋Pro”生产线。新华社

观察者网：我们观察者网也接触到很多新一代企业家，他们自觉思考与讨论新的分配关系、新的全球化发展模式。

白钢：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微观层面，因为需要充分调动员工的能动性、创造性，这样的企业自然也就会不自觉地思考一种新分配模式——比如华为的全员利润分享制与“不要让雷锋吃亏”的理念，寻找与互联网模式相匹配的全员参与式创新模式，这些在我看来都类似当年的“鞍钢宪法”。

本质上，我党要相信群众有智慧、相信地方干部有智慧、相信企业家中新质生产力代表有智慧，能够推动新生产关系的孵化与传播。开始是个别地方、个别企业、个别行业，这种新的“见地”在试点过程当中，党再进一步来归纳，看是否带有某种普遍性，看是否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当中进行推广。

这就是为何我一直强调必须在各种情况下都得坚持“师生辩证法”，我们历史上取得空前成功的那个时候，不但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贯彻了群众路线。“师生辩证法”无非就是群众路线的哲学化表述，它本质上就是党和人民互为师生：党是通过向人民学习来教育人民，然后在组织教育人民的过程当中，把人民中最优秀高贵的品质给提炼出来，并在这个过程当中，锤炼了自己的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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