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曾经的暴力时期

需要提醒的是，大约在2009年至2017年间，新疆经历了一段极其严重的暴力时期。

仅2009年的乌鲁木齐骚乱，就在一个周末的族群暴力中造成近200人死亡、1700多人受伤。随后出现了持续多年的恐怖袭击浪潮——持刀袭击、爆炸、驾车冲撞——不仅发生在新疆，还波及中国内地：2013年发生于北京的“10·28暴力恐怖袭击案”；2014年的昆明火车站惨案，31人死亡、140人受伤，袭击者使用刀具；等等。

在分离主义暴力、“圣战主义”激进化和严重族群矛盾的共同作用下，无论如何诚实地评价，新疆当时都是一个处于危机中的地区。

我曾和一位出生并成长于新疆的汉族人交谈，她亲身经历过2009年乌鲁木齐骚乱。骚乱发生时，她正在北京，于是立即赶回乌鲁木齐与家人团聚。火车上还有数百人做着同样的事情——他们来自新疆不同民族。她告诉我，火车上完全寂静无声，人们彼此观察。因为当时你根本不知道，坐在你旁边的人究竟是在赶回家保护自己的家人，还是准备加入杀戮。不同社区之间的信任一夜之间消失了。

与此同时，数千名维吾尔族人被极端主义网络招募。他们最初以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的名义，在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期间前往邻国阿富汗参战；后来又前往叙利亚，与“伊斯兰国”（ISIS）并肩作战。这条人员输送线路经过东南亚和土耳其，并被世界各地情报机构广泛记录。

中国对此的回应，是开展大规模去极端化和安全治理行动——正如我前面所说，直到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些痕迹。与此同时，中国还向新疆经济发展投入了巨额资金，尤其大力发展旅游业。发展到今天，新疆已经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每年旅游人次达到惊人的3亿。

在新疆喀纳斯景区家访点，乐队歌手为游客演唱。 新华社

“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2017年，新疆各地建立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西方称之为“再教育营”——目标是针对被认为存在激进化风险的人群，教授他们普通话、公民教育和职业技能。

有意思的是，据我了解，中国在这方面部分受到了法国的启发。

就在此一年前，法国在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任内，也建立了自己的“反极端主义康复中心”。这些中心针对的是那些“从未因与激进化有关的行为被定罪”，但被“怀疑已经激进化”的人。法国原计划在每个大区设立一个这样的中心。

法国的这一计划当时总体上被视为合理，甚至具有进步意义——尽管它最终管理混乱并以失败告终，这非常符合典型的法国传统。它从未受到制裁，从未接受联合国调查，也没有人指责巴黎犯下种族灭绝……

至于这些被大量讨论的“营地”——也就是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我们在整个旅行过程中完全没有看到任何迹象。

我个人相信，中国政府在2019年12月新疆自治区政府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宣布“学员全部毕业”、培训项目已经结束时，说的是真话。

我之所以更加相信这一点，是因为去年我的一位亲密朋友亲自前往了新疆数据项目（Xinjiang Data Project）所列出的许多所谓“营地”所在地，而且没有提前通知当地。他发现，这些地方要么已经完全关闭，要么其实是普通民用设施——学校、工厂、物流园区——与任何拘禁项目毫无关系，要么就是任何国家都可以找到的普通监狱。没有一个地方符合正在运行的所谓“再教育营”形象。

而且，我们在当地看到的一切，也完全不像是一个曾经有100万人——按照西方相关指控——被抓捕和关押的地方。除了更加严格的安全措施之外，日常生活明显、直观、甚至可以说近乎“过于正常”。市场里挤满了摊贩；餐馆里播放着维吾尔族音乐；孩子们毫无顾虑地在街上踢足球；人们举办婚礼——其中还有一场我们参加了。如果真的有100万人——大约每11个维吾尔族人中就有一个——被抓捕并关押，那么这些社区的社会结构应该早已支离破碎。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遇到了很多维吾尔族人——而且这很可能是其中绝大多数——他们似乎真心为危机结束而感到宽慰，并不特别怀念曾经的另一种局面。

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六星街，一名维吾尔族小女孩为游客演奏。 新华社 新华社

正如我在前面的“多样性”一章中详细讨论的，大多数维吾尔族人并不是特别虔诚。这些人拥有延续了两千年的酿酒传统，他们一生中从未戴过头巾。对于他们而言，如果自己的家园在受海湾地区影响的瓦哈比派传教士影响下变成另一个阿富汗，这同样是令人恐惧的。几位维吾尔族人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极端分子绑架了他们的文化，而政府的应对终结了一些他们自己也希望结束的东西。

中国政府向新疆投入的巨额资金——道路、隧道、旅游基础设施、补贴——人们也并没有忽视。无论你是否热爱共产党，都会承认新疆在十年间从一个被忽视的边疆地区，变成了中国游客最多的旅游目的地。

不过，显而易见，新疆距离成为像中国其他地区那样的高信任社会，仍然有一段距离。

你会感觉，新疆这个社会仍然生活在一种制度层面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之中。危机结束了。安全体系发挥了作用。暴力停止了。但整个“神经系统”似乎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

尤其是因为新疆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来自国外的围困：西方制裁仍然存在；黑名单仍然存在；媒体仍然持续不断地指责新疆——完全错误地——犯下“种族灭绝”。

于是，每一个外国游客都可能被视为潜在的情报提供者；每一次采访都可能被视为陷阱；每一次参观博物馆，都可能让某人拍下一张照片，最后登上《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标题写着“文化消除的证据”。

这种焦虑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度警惕虽然令人疲惫，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有一点必须强调：我们在新疆旅行期间遇到的绝大多数维吾尔族人——以及其他普通人——都非常热情、开放、好奇和慷慨，其程度经常让我们措手不及。

新疆真正需要世界给予什么

世界上很多人都说，他们关心新疆和维吾尔族人。其中一些人——甚至可能是大多数——其实完全没有诚意。正如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George Yeo）曾经非常精彩地讽刺过的那样：“众所周知，美国人既不喜欢中国人，也不喜欢穆斯林，但不知为什么，他们却非常喜欢中国穆斯林。”

至于所谓的“人权活动人士”——我个人认识其中一些——很多人不过是自己根本不了解的地缘政治利益的“有用工具”。许多在这个问题上非常高调的人，从未去过新疆；不会说普通话；甚至无法在地图上找到伊犁或喀什。他们关于这一地区的知识，并非来自学术研究或实地考察，而是来自一个由少数NGO、智库和媒体构成的小生态系统。这些机构互相引用，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而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都在充当一场敌对地缘政治行动的人道主义面孔。

还有一些人，比如所谓“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的郑国恩（Adrian Zenz），则更多是出于意识形态驱动。据我所知，我是唯一曾经公开与他进行辩论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中国有罪并不是结论，而是前提。以郑国恩为例，这一点再明显不过：他所工作的组织，其名字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它的结论。但他远非唯一一个。

新疆问题的讨论空间里充斥着这样一些人：他们的职业、资金来源和人生使命，都建立在某种叙事必须为真的基础上。

不过，也确实有一些人是真诚的。他们真的想以建设性的方式帮助新疆。下面这一部分，就是写给他们的。

首先，也许有些违反直觉：如果你真的想帮助新疆，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反对西方针对新疆或维吾尔族实施的制裁。

让我解释一下。

第一个原因是，这些制裁的实际效果——而我们在旅行期间一次又一次从普通人那里听到了这样的反馈——就是它们正在直接伤害维吾尔族人。

怎么伤害？让我举一个我们亲身遇到的具体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