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按照您的逻辑，世界渐渐分成两极，新的“冷战”随之开始。您曾在文章中指出，世界正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中国不想进入一场新的冷战，中国更希望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发展。虽然中国在与美国竞争，但仍然全力在激烈的矛盾中寻找新的平衡点。我相信，印度、巴西等其他金砖国家或许也都不希望真的与西方展开“新冷战”，而且也都对可能到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持谨慎、防备的态度。

杜金：现在，形势已不是俄罗斯单方面所能决定的。在特别军事行动中，我们已经“越过防线”，开始与西方对抗。俄罗斯和西方或许可以理解彼此，但双方不能共存，这是由地缘政治结构决定的。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而言，其他国家只有两个选择：或者被海权国家控制，或者通过斗争争取成为陆权国家，也就是通过支持俄罗斯来推动世界转向多极化、成为某个地区的心脏地带。

中国的独立自主建立在平衡的基础之上。从这个方面看，如果俄罗斯不能制衡美国霸权，那么，中国就会成为于海权国家攻击性军事冲突的受害者，尽管你们只想拥有主权和繁荣。现在，同样独立自主的印度、巴西、南非、伊斯兰世界都在做出选择，但选择的结果取决于天平另一端的实力。

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化双赢策略若要得到完美实现，需要有一个隐形的条件，那就是陆权国家俄罗斯对海权国家的抵抗。如果俄罗斯输掉了特别军事行动、失去了心脏地带，那么印度和中国将会面临和现在的俄罗斯相同的处境，成为冷战乃至军事冲突的下一个直接受害人。

西方可能会以台海和穆斯林激进分子为切入点，对中国进行攻击。西方是攻击性的激进力量。其他国家能避免正面冲突，完全是因为俄罗斯还存在、因为俄罗斯在战斗。其他国家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在西方世界的阴影下生存，或者像俄罗斯一样战斗。这一地缘政治分析非常重要。

尽管分析的结果与中国的官方解释不完全一致，但我相信，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家作为真正的国际战略大师，能够充分地理解这种上述分析的结论，避免中国陷入俄罗斯的处境。

我非常认可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无论对于俄罗斯，抑或对于印度、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中国都是主要的希望所在。中印之间存在边境争端，但我想提醒印度的是，如果印度和西方一起对抗中国，那么，一旦中俄落败，西方就会转而对抗印度、毁灭印度——事实上，索罗斯已经准备这样做了。

总之，我们不想和西方对抗，我们是在和宣称要统治世界却没有起到良好表率作用的“西方”对抗。我们奋斗的目标应该是多极化而不是单极化。西方想肢解俄罗斯，我们在他们的名单里排在第一，你们是下一个。当然，这是我的分析，我不想将它强加于别人。

王文：首先，我们对俄罗斯有信心。俄罗斯不会被西方击败。尽管北约正在全力支持乌克兰，但俄罗斯在战略纵深和资源潜力方面有着巨大优势。

当然，我也认同您的观点，如果俄罗斯被西方击败，中国将是西方的下一个目标。对此，中国是有心理准备的。中国的应对之道是基于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智慧，致力于寻找温和、多元化的解决方案。过去几年，中国在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媒体战和台海问题等多个“战场”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斗争成果。

我想与您探讨的是，如何用一种更聪明的方式来应对西方。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或一定规模的核战争真的如您所预测的那样发生，那将意味着全人类的毁灭。在您看来，有没有可能使用多元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杜金：既成事实的解决方案就是特别军事行动。我们没有使用其他更多元的方式，我们也不能采取其他方式。目前的特别军事行动是非常必要的，尽管当下的战局很糟糕，但总好过更差的情况（例如被摧毁）。

俄总统普京宣布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图源：The New York Times）

我确信，中国共产党采用了很好的决策模式，谨慎、稳重地做出决策，把国家利益和全球化进行整合，保持独立且保守的政策。中国在保证民主以及社会、经济自由化的同时，也保持了中央政府对国家的绝对控制力，确保西方无法通过文化、网络等方式摧毁中国共产党，使国家免于混乱乃至毁灭。

俄罗斯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西方正在摧毁俄联邦政府的绝对控制权，试图将政府推到人民的对立面。叶利钦时代，人民成为这种西方冲击的受害者。

普京试图阻止、扭转这一境况，通过改革与重塑实现俄罗斯的自救。他一度试图以和平手段来改变叶利钦政府遗留下的问题，但由于一些政治精英的阻碍，他并没有成功。这些政治精英是国家的叛徒。这正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区别，中国政治精英是国家的栋梁，但我们却只有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流毒。苏联解体后，这些政治精英进入了俄罗斯政府，他们不允许通过和平方式对俄罗斯进行国家转型与升级。这正是我对中俄政治差异的解释。

我们没有能力用和平方式改变或重组俄罗斯、没有能力用和平手段来达成与乌克兰和西方的和解。普京是我们的希望。他站在人民的一边，站在历史的一边。特别军事行动就是他抵抗的方式，尽管这不是最好的方式。我们现在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石油和天然气上，正在等待西方因能源问题而崩溃或妥协。他们试图从能源短缺的危机中走出来，这也迫使我们从其他的维度去解决问题。为此，我们应该把中国作为观察对象和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