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财阀企业似乎没有意愿或缺乏能力对抗国际竞争对手，而面对疲软的国内需求，他们选择向别无选择的弱势消费者收取更高价格。反过来看，其实印度需求疲软的原因正是农业困境和城市缺乏就业机会。

莫迪政府大肆鼓吹印度美好未来同时，却忽视印度农业已渐渐衰落到内爆边缘。首先可以看看一些关键数字。2022年，印度15岁及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略高于10亿。其中，占53%的约5.6亿劳动力，虽处于受雇状态，但却处于就业不足状态。而从事农业的劳动力超过2.5亿人，高于2019年的2.05亿人。

所以，这就催生了一个悲剧性的结果。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农业吸收了4500万新增劳动力，占印度新增用工的一半以上。增量的农业劳动力有一部分是妇女，起初她们主要从事家务劳动，但在疫情后，她们自称“无薪的家庭农场工人”。剩余的转移劳动力是从“不稳定的城市工作”逃回农村的个体工人。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印度工人大量涌入生产率最低、收入最低的农业部门——农业雇佣40%以上的劳动力，产出的GDP却不到15%。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关键原因是大量劳动力资源利用率不足：许多农场家庭成员一起做着一个人就能完成的工作。即使是受雇于他人的临时工，也有较长时间没有受雇。

尽管农场规模越来越小，但涌入农业的劳动力反而越来越多。1970-71财年，印度半数农场的可用面积不足1公顷，低于官方术语中的“边际面积”；到2015-16财年，也就是最近一次农业普查所在的年份，已有68%农场成为“边际农场”。“边际化”是人地矛盾的结果——很多家庭成员在农业以外无法获得足够收入，只能指望分到家族土地，这导致家庭农场规模在代际传承中越变越小。（译者注：“边际化”是土地经济生产能力受社会、经济、环境因素改变而不断下降的过程。）按照目前的速度，到2047年，即印度独立一个世纪后，超过90%的家庭农场将沦为“边际农场”。

“小农场比大农场生产力更高”也被证明只是幻想而已。近期一项研究表明，10公顷级别农场的平均产量比1公顷级别农场高出40%，但后者的数量仍在不断上涨。虽然印度农业得益于普及灌溉技术、优质良种、化学肥料，生产力远高于几十年前，但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印度农业生产效率却明显较低。

2011年至2022年，印度劳动生产率年增速走势图 图自：斯尔亚司（CEIC）数据信息有限公司数据库

印度土地生产力难以更快提高的重要原因是灌溉普及速度不尽如人意：如今印度运河灌溉面积与1990-91财年大致相同。道德败坏加重了技术问题——运河灌溉和所有政府资助的灌溉一样，几十年来一直受猖獗的用水盗窃、分配不公、工程腐败等问题困扰。与此同时，地下水灌溉正在催化灾难性的环境问题。

尽管专家经常警告地下水正在迅速枯竭，但当前印度的法律框架和社会规范反而变相鼓励地下水开采——正如前规划委员会成员A.瓦迪亚纳（A Vaidyanathan）所说，“人们仍竞相深挖水井和安装更强力的水泵，以便从不断下降的地下水位中抢到更多水源”。期刊《科学进展》最近刊载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印度地下水位可能已降至极低水平，以至于难以维持当前农业产出水平。最令人心碎的是，印度农民自杀成了这场地下水危机的标志：这种惨剧不仅在干旱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卡纳塔克邦、安得拉邦不断上演，就连灌溉条件优良的旁遮普邦，也因为富农机井取水降低地下水位，而导致更多农民走上绝路。与此同时，连续多年的干旱和收获季节的间歇性大雨等气候危机也正在加剧全印农业生产面临的困境。

尽管莫迪政府2020年9月出台的三项农业法案被称为“突破性改革”，但却忽略了印度农业面临的核心难题：土壤管理和水资源利用。同时，尽管这些法案旨在更好结合农业生产与农业综合企业，但他们也忽视了一个关键现实：外流的农业劳动力在非农部门的就业选择极其有限。这些法律在推出一年后，就因为引燃大规模农民抗议而被废除。现在，尽管印度农业危机仍在加剧，但高层决策者却往往。

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印度经济都无法创造出体面的工作机会，因此很难让求职者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就是不幸的事实：绝望的求职者组成了“无限供应”的劳动力储备，而精英家庭和企业却通过建立“现代农奴关系” 利用这些劳动力资源。这种人间悲剧的宏观经济表现恰恰就是社会购买力受限。

“剩余劳动力”是衡量印度就业机会短缺严重程度的最佳指标，比“失业率”更具综合性。简单说，大多数印度人处于未能充分就业的状态：许多家庭的成员一起做着一个人就能完成的工作，这种现象不仅在农业生产中极为普遍，在其他产业也屡见不鲜。印度1955年的一次就业调查就发现，虽然测算失业率仅为1%，但有15%的人即使停止“工作”也不会减少经济活动。因此，当时印度的“实际失业率”高达16%，这表明当时1.7亿劳动力中至少16%属于“过剩劳动力”。虽然未充分就业者人告诉普查员他们想要工作，但许多人已经完全失去了工作的希望，并从劳动力统计中退出，这些人也构成了印度经济中非生产性，且实际上是未被使用的劳动力。

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夜，印度失业率已升至6%，而就业不足率为10%，这表明全印近5亿劳动力的实际失业率高达16%。由于长期缺乏工作机会，越来越多的适龄劳动人口不再求职，选择退出劳动力队伍，其中主要是女性，但也不仅仅是女性。

新冠肺炎疫情夺走了数千万个工作岗位，而许多失去工作的人，以及一些先前表示退出求职的人，都开始自称“个体经营者”。这其实是就业不足最直观的表现，因为“个体经营者”只是一种维护自尊的委婉说法。2021-22财年，约3.1亿人自称“自雇人士”，较2018-19年增加6000万。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在新增个体经营者中，多达3500万人是家庭农场和非农业企业的无偿“家庭帮佣”。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正当全世界都祝贺印度独角兽企业和电子支付交易的时候，越来越多印度人却正在沦为无力获取报酬的剩余劳动力。

而那些有稳定工作的人，也往往从事低工资、低生产率的超长时间劳动，几乎没有任何工作保障或职业福利。印度独立以来的大部分时候，每月或每周获得固定工资，并至少享受一项社会保障福利的工人大约只占10%。

2024年5月1日，印度孟买Vihigaon村的村民们从井里打水。尽管Vaitarna河离村子只有几公里远，但河里的水被分流到孟买市使用，因此每年夏天村民们都没有水喝 图文：视觉中国

这个问题其实很直观。印度企业提供的工作机会大多条件恶劣、工资微薄。同时，有固定工资和良好福利的政府工作，对大部分印度求职者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无论是学校、警察部门、司法部门、铁路部门还是其他官僚机构，政府却放任大量职位保持空缺，迫使数以百计的求职者在不可预测、充斥腐败的招聘过程中竞争一个难以捉摸的工作岗位。

印度平均实际工资过去近十年几乎陷入停滞，这并不令人意外。在许多地区，实际工资甚至有所下降。事实上，许多职业的工资和工作条件甚至可以用“反人类”来形容。例如，在德里的阿扎德布尔曼迪（Azadpur mandi），一些工人日收入仅 150 至 250 卢比，而印最低日工资是 660 卢比。记者卡维莎·艾耶（Kavitha Iyer）发现，甘蔗工人必须出卖自身劳动才能偿还季节初获得的预付款，陷入一种类似“债务奴役制”的体系。在超长的工作时间中，这些工人还频繁遭遇生产事故，并罹患恶劣天气导致的健康问题，造成巨额医疗费用和工资损失。比甘蔗工人处境更恶劣的是砖窑工人，他们在砖窑的“地狱之火”中工作，但收入却更加微薄。气候危机导致的热浪使他们的工作环境堪比地狱，而大雨则直接导致他们丧失工作和收入。一些人寻求农村就业保障计划的帮助， 但政府却不合情理的迟发工资，并无情镇压任何闹薪抗议。

与经济起飞的东亚国家不同，印制造业规模较小且缺乏竞争力，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据世界银行数据，印制造业约占GDP的14%，而中国和越南制造业占GDP比例均超过四分之一。在全球制造业出口中，印度所占份额不到2%。新冠肺炎疫情后，印经济经历反弹后又放缓，制造业几乎没有增长。

其实，正是通过发展出口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韩国以及后来的越南才得以吸收大量劳动力。然而，拥有14亿人口的印度，其出口的制成品价值仅仅相当于拥有1亿人口的越南，因此越南已明显处于领先地位。

按GDP计算，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是印度最具活力的行业，但其雇佣人数少之又少。制造业仅雇佣印度11.6%的劳动力，因此很多求职者被迫流向生产率极低，但却雇佣更多劳动力的行业，包括建筑、“贸易、酒店和餐馆”——这些行业雇佣数占印劳动力总量近四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