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印度精英拒绝面对印度当前正面临的经济和道德危机，相反他们构建出另一种叙事：一个正在崛起的印度将凭借数字转型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实现伟大的经济起飞。然而，残酷的现实是，由于缺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本投资，印度经济正面临潜在的系统性危机。印度经济自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以来靠自由化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长到2018年就动能衰退，这一时期印经济增长更多依赖金融房地产行业，只能带来短期繁荣而不能推动长期增长。由于缺乏适当监管和必要的公共产品，过度金融化加剧了印度社会的不平等。

当这一切结束后，数亿普通印度民众的生活是惨淡的，他们大多是农业和城市低技能人口。没有切实证据能够证明“印度时刻”即将到来——从中国转移的投资和产业大多没有转入印度；而政府推出的生产激励计划仅仅增加了企业的利润，而没有带动制造业发展和增加就业。政府能够提供的解决办法是为超过半数的人提供政府和公共部门的保留职位，但由于政治的腐败，获得职位的方式也是不透明的。印度精英选择无视这种情况，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投资于人力资本和有效增强制造业的举措，而是视数字技术为灵丹妙药。

然而，在软件、计算机等传统优势领域能提供的就业机会相当有限。在这些领域，印度不仅缺乏高技能人才，还面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竞争。新冠疫情后，在线服务需求放缓，并且由于国内市场狭小、消费力不足，印度初创独角兽企业的前景也迅速暗淡。最后，印度政府承诺技术将彻底改变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但现实是技术并不能克服经济发展需要人力资本、法治和负责任的司法机构等发展赤字，甚至可能加剧发展赤字。总之，作者认为，由于精英道德的腐败，印度无论在制造业抑或服务贸易方面与其他东亚国家相比都没有竞争力，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十分简单，但留给印度的时间并不多了。

本文由南亚研究小组编译，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文/阿邵卡·莫迪，编译/毛绿萱】

在纪录片《战争迷雾》（The Fog of War）中，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表示，如果美国输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多美国人，尤其是他自己，就会因为轰炸东京而被作为战犯起诉。这里他想传达的信息其实是，胜利者制定规则并塑造历史叙事。如今，印度和国际精英们拒绝正视印度所面临的经济和道德危机，同时他们已创造一种压倒性的叙事——正在崛起的印度将凭借数字转型的力量实现经济发展的代际飞跃。

在押注下一个十年甚至下一个百年“属于印度”时，评论家们用“赌场盈利”玩一场高风险的游戏（“赌场盈利”效应，House Money Effect，指在赌场里轻易得来的利润往往更容易被人拿来随意大胆使用），但这对他们自己却没任何风险。这种风险由数亿印度人承担，他们或是受困于陷入凋敝的农业，或是失业、工作不多和收入微薄的城市工人。对耀眼经济奇迹的追求，反而使经济发展的基本任务处于缺乏进展的危险状态。

要理解印度所面临的危险，不妨参考二战后出现的两条发展道路。东亚国家效仿日本在战前的做法，在人力资本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包括大量投资大众教育和卫生，让更多女性加入劳动力队伍，特别是加入劳动密集型出口制造业。这些国家尝试了高风险的产业政策，但从未忽视发展人力资本和创造就业的核心目标。结果，他们既保证了经济发展效率，又维持了社会公平。国际上压倒性的证据表明，公平“分配蛋糕”的经济战略，往往也有助于迅速“做大蛋糕”。

拉丁美洲国家遵循另一种发展方式，轻视发展人力资本，也不强调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巴西是奉行这一战略的典型案例。从战后初期开始，巴西经济增长就开始依赖金融和房地产。大型农业企业和大宗商品出口创造大量外汇，推高了巴西本币币值，这反过来又削弱了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的潜力。而且，随着劳动力聚集在非正规部门，提供低端商品和服务，巴西社会“两极分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即使在左翼总统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任内，政府再分配政策也没有改善巴西的贫富差距问题。自此，巴西事实上逐渐分化为两个国家：一边是社会精英在封闭的社区中偏安一隅，对促进社会公平毫无兴趣；另一边，普通百姓工作朝不保夕，时时刻刻在贫困中挣扎，并常常被迫以犯罪为业。与此同时，WhatsApp和电子商务等新技术也渗透进巴西弱势群体生活的方方面面。

巴西里约热内卢，贫民窟与高楼比邻的景象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97年曾警告称，失败的基础教育投资败将迫使印度走上“巴西之路”，而非“韩国之路”。然而，印度当前处级似乎被不幸言中：印度与巴西有许多相似之处，包括严重依赖金融和房地产、非正规的小规模制造业，而两国贸易和运输规模也超出正常范围，同时“以犯罪为业”的情况也在不断增多。同时，印度还面临其他挑战。农业困境更加深刻地冲击印度老百姓，而印度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又太少，无法吸收不断涌入的年轻求职者。印度的未来，如同巴西，似乎注定要在“无尽的挫折”中前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3年印度GDP增长6%，而2024年增速约7%。这些预测是对印度经济前景保持乐观的基础。然而，即使事实证明预测准确，从两年的增速推断十年增长前景也颇为荒谬，更不用说预测未来一个世纪的前景了。更荒谬的是，人们居然对IMF的预测信以为真。其实，IMF似乎从未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一贯高估危机后复苏的速度。

事实上，仔细思考这些数据就不难发现，印度近中期前景其实颇为危险。与其他经济体相比，印度经济2020年至2022年三年几乎处于原地踏步状态。在第一波新冠肺炎疫情后，印度经济大幅下跌，又在第二波疫情之前稍有回升。第二次反弹（用经济预测的术语来说，即“死猫反弹”，指在熊市中经历了暴跌之后的短促、快速反弹）推动印度GDP略微高于疫前水平。疫情爆发后的三年里，印度经济颇为疲软，平均增速不到3.5%，与疫情爆发前一年大致相同。

根据最新数据，对印度GDP增速最可靠的预测是3.5%。预测更高增长率的专家以第二波疫情后的“死猫反弹”为依据，得出了错误的推断。这种反弹2022年下半年开始减弱，而疲软，尤其是在家庭消费方面的疲软，却始终没有消退。说印度“正在蓬勃发展”是一厢情愿的妄想，也是糟糕的经济学判断。

印度2019年以来的较低经济增速应被视为新常态，而1993年至2018年的高增长才是不太可能重演的例外。特别是在1999年至2008年之间，印度经济也得益于世界贸易的快速扩张。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印度GDP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金融和房地产的泡沫式繁荣，这也很难持续。印度的好日子其实在2018年就已结束，当时国家出资的基础设施租赁和金融服务公司（Infrastructure Leasing and Financial Services，以下简称IL&FS）因一系列不当行为将印度经济拖入危机。（译者注：印度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就是所谓“影子银行”是银行部门的重要补充。2018年，印度IL&FS因无法偿还银行多达9100亿卢比的债务，触发一系列违约和评级下调，引爆“影子银行”危机。对此，印度央行通过开放信贷额度来稳定市场、缓解市场进展情绪，而印度国有商业银行也将非银行金融公司购买贷款组合的指标提高到原来的3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印度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微乎其微。回溯历史，拉吉夫·甘地政府首先在1984-1985年大幅放宽对进口和工业生产的管制，而后纳拉西姆哈·拉奥（PV Narasimha Rao）和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政府又继续加大改革力度——而他们的政策目标正是刺激制造业发展。然而，当今印度制造业份额远不如20世纪80年代末的峰值。直白地说，自由化其实挺失败的。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12年，随着劳动力逐渐流出农业部门，进入收入较高但不稳定的建筑和低端服务行业，印度严重贫困现象有所缓解。2017-18财年的一项调查显示，2012年之后，印度经济创造就业机会不足，导致严重贫困和不稳定状况有所增加，而印度官方并不愿承认的一点。而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贫困和不稳定状况再次加剧。

明智的经济学家都应当认识到，取消管制能够在各部门之间重新分配生产，以提高既有资源的利用效率。虽然效率提高短期内表现为更好的GDP的增速，但提高经济自由度本身并不能促进经济长期增长——这是因为长期增长需要投资大众教育、公共卫生和其他公共产品，此外还需要运作良好的城市和有效的司法系统。受人尊敬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深知公共产品的关键作用，早在18世纪末就强调，即使是那些从事“最低职业”的人也必须接受“基础性教育”，以获得阅读、写作、算数、记账等技能。自亚当·斯密时代以来，基础教育的最低标准已然提高。此外，他对健全司法制度重要性的阐述也是振聋发聩的。

其实，经济自由化本身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刺激出制造业。巴西制造业的GDP占比长期限于低位，因此也和印度一样，在自身汇率高估和中国强大制造业面前严重承压。

中国（红）、印度（深蓝）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历年变化图 图自：《金融时报》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然而，更糟糕的是，印度的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其他地方相似，助长了人们对市场“神奇力量”的惰性依赖。由于缺乏适当的监管和必要的公共产品，经济自由化只是为那些拥有权力和财富的人铺平了道路。同时，不平等的发展也是道德上的失败，势必损害经济的长期增长前景。

在高度不平等的经济体中，金融和房地产普遍是主要经济动力源。在印度和巴西，这两个行业贡献了超过20%的GDP，比例甚至超过高度金融化和高度不平等的美国。金融和房地产让少数人富可敌国，但这些行业只能支持，而非引领发展进程——正如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所说，“金融往往追随着增长”。

更令人不安的是，金融和房地产加速了道德堕落，而印度正是不幸的例证。印度的金融部门基本上不受监管，因此国有银行腐败丛生，而近年来快速增长的私人金融体系也充斥涉诈资金和问题账户。例如，IL&FS的公私合营地位其实将国有金融部门和私营金融部门最黑暗的一面都淋漓尽致的展示了出来。印度精英群体甚至欢迎这种“道德堕落“ ，因为它因造出“增长幻觉”，也刺激了需求。然而，一旦泡沫破灭，需求疲软的问题就会立刻显现出来。如今，尽管印度市场总体资金充足（来自银行和数字平台，即所谓的金融科技行业），但企业却不愿投资，这种迹象非常明显，表明需求疲软已拖累经济增长前景。

发展不平等和增长潜力低下的另一个表现是资产和销售额日益集中在少数主导企业手中。根据印度央行前副行长维拉尔·阿查里亚（Viral Acharya）的研究，过去十年，印度几乎所有经济部门的集中度都在不断提高。他指出，印度“五大财阀”——信实集团（Reliance）、塔塔集团（Tata）、埃迪亚比拉集团（Aditya Birla Group）、阿达尼集团（Adani）、巴蒂电信集团（Bharti Telecom）——往往通过收购而非投资新产能在不同行业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几乎垄断的国内地位使他们能够通过操纵价格，而非调节产量以增加收入，最典型案例是Reliance Jio的掠夺性定价策略。印度“五大财阀”与日韩财阀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后者往往通过创新技术和进军竞争激烈的全球国际以积累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