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下一个问题是，大多数人印象中的1926年是北伐烽火与军阀混战，您的书中也不时提到战争或抢劫。是什么让当年的瑞典王储能在纷乱的时局下展开如此从容的学术考察？

邹德怀：这恰恰是这趟旅程最让我感慨的地方。王子能够从容旅行，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当时各方势力出于不同考量，共同编织起来的一张保护网。

最惊险的一段，是他从天津南下乘坐津浦铁路回国，沿线两军对峙，时有炮击列车和土匪拦路抢劫的情况，瑞典领事在写给安特生的信中明确反对这个安排，说将瑞典未来的国王置于这样一次冒险之旅，根本不应该被列入考虑范围。但阿多夫还是去了，由30个全副武装的士兵贴身护送。在山西，外交部特地派人一路护送，这本身也是对阎锡山的一种委婉警告。阎锡山则调动了警务处长、宪兵司令这样的实权派人物亲自到车站迎接，三年前山东土匪绑架26名外国人质的临城劫车案还历历在目，没有一个地方实力派敢在自己的地盘上出这种纰漏。

王子（前排中）走访山西大学的合影，王子身后左边是山西大学校长王录勋。

更深层的原因，是这次访问对中国各方都有着实实在在的吸引力。北洋政府需要借这次访问稳定外交形象，阎锡山需要借机展示模范省的治理成果，中国的科学家群体则把这次访问视为难得的国际交流机会。这几方算计加在一起，才让王子的旅程相对安全地走了下来。

观察者网：书中涉及梁启超、梅兰芳、阎锡山、顾维钧、张学良等众多历史人物。在考证他们与王储一行交往细节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个人物或哪个瞬间让您特别意外或感动？

邹德怀：最让我意外的，是梁启超去世前留下的遗言。他是在协和医学院去世的，正是三年前他登台朗读欢迎辞、迎接王子的同一个地方。临终前，他嘱咐家人，希望医学界能解剖他的遗体，找出真正的病源，以供医学界参考。一位毕生倡导新民的思想领袖，到生命最后一刻，依然在用最朴素的方式践行他对科学的信仰。

最让我感动的，则是30年后的一次重逢，那时中国京剧团访问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也就是当年的阿多夫王子，指名要见梅兰芳的女儿梅葆玥，握着她的手，回忆起30年前在梅家观赏梅兰芳表演的经历。梅葆玥那时还没出生，但那张王子夫妇与梅家合影的老照片，她父亲珍藏了30年。临别时，国王还特意托她转达问候，并说明当年梅兰芳赠他的那枚田黄石印章，已经连同其他藏品一起捐给了瑞典的博物馆。

30年过去，政权更迭、战乱离散，这段缘分还是被一句问候接了起来，每每想到这件事，我都觉得多了一点把这本书写下去的劲头。

观察者网：王储此行涉及北平、山西、上海三地，您在书中对每一处都做了细致的还原。在三地之中，有没有哪一站的考证工作最让您印象深刻？

邹德怀：山西这一站，考证难度最大，也最让我有成就感。北平、天津的史料相对集中，能查到的中外文献也多。但山西的地方性很强，很多细节都散落在《来复》这样的地方周刊、或者已经罕见的民国山西游记里。比如阿多夫去山西阳曲湾考古挖掘的那个地点，最初有学者依据读音猜测可能是阳泉，但我通过比对山西本地周刊的报道，才确认那其实是太原以北约十公里的阳曲湾，即今天的太原市阳曲县。

更不用说像晋祠这样的细节，“惠流三晋”匾额上那个故意写错的惠字，是因为圣母被加封为广惠显灵昭济圣母，凡是带惠字的匾额都要避讳少写一两笔，连皇帝都不能例外。如果不深入查证地方志和清代避讳制度，是绝对发现不了的。

晋祠西南隅金人台上的铁人，铸于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

观察者网：王储亲自跳入阳曲湾的考古坑参与挖掘，这个画面在今天看来很有戏剧性。您曾提到当时普通人对考古和盗墓并无清晰区分。在您看来，一位西方王室成员以身作则参与田野考古，对当时处于萌芽阶段的中国现代考古学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

或者说，您在书中提到，安特生怂恿王子访华的一个重要意图，就是希望借王子亲身参与考古挖掘这一事例，引起中国官方及民众对考古的重视，以便为他自己今后的工作创造便利——您觉得他的目的达到了吗？

邹德怀：我觉得安特生的目的，至少部分达到了。当时考古这门学科在中国民众眼里还很陌生，甚至和盗墓很难区分开。负责保护王子一行的那位姓郭的警察，在挖掘现场说的一番话很能说明问题，他希望以后更积极从事于古物之保存、地质之调查与开发，使上古文化策源之根本地方，不至湮没不彰。一位外国王室成员蹲在土坑里、用手铲一点点清理陶片的画面，确实在地方官员和围观百姓心里留下了印象，原来刨土这件事，是一门值得尊重的学问，而不只是寻宝或盗墓。

王子留下的那两张照片也很说明问题，一张是他拿着手铲在遗址中挖掘，旁边围满了完全不明所以的中国老百姓，另一张是王子夫妇结束工作后蹲在田间吃饭，毫无架子。这种以身作则的姿态，对于刚刚起步、还需要在中国社会争取认同的现代考古学来说，是一种无法用文字替代的示范。安特生选择让王子参与挖掘，本质上是一种巧妙的公关，但客观上，它确实帮助考古学这门学科，在中国早期的公众认知中赢得了一点正当性。

王子等人下坑考古的路上，以及围观他们考古工作的人群

观察者网：当时活跃于中国的西方考古者中，有人以科学为名行掠夺之实，也有人确实推动了学术进步。您认为瑞典王储及其团队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邹德怀：这本书里其实写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西方人。一种是山中定次郎这样的人，借着发现天龙山石窟的热潮，用真金白银收买了寺院住持，凿走了大批佛首，制造了中国近代文物史上最惨烈的浩劫之一，把一座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无头石窟。另一种，则是安特生、卡尔贝克这样的学者，他们确实也从中国带走了大量文物，但他们对自己的藏品做了持续的学术研究，安特生更是按照约定，把仰韶文物分七次归还了一半给中国。

阿多夫王子和他的团队，属于后一种。他们不是单纯的猎奇者或掠夺者，而是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学术兴趣来的。王子本人对考古和瓷器有真切的研究兴趣，他建立的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后来成为西方世界最重要的中国文物收藏与研究中心之一。他和高本汉、李济这些学者之间，建立的是平等的学术对话关系。这种区别，归根结底在于动机，是把中国当作一个值得长期研究、值得建立对等关系的对象，还是仅仅当作一个可以一次性掠夺的资源。

瑞典王储一边观赏故宫收藏的瓷器，一边认真做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