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尘封近百年的相册，三本厚重的旧影，隐藏着一段几乎被历史遗忘的旅程。

2022年夏天，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让“90后”收藏家、历史研究者邹德怀的人生多了一段未曾预料的插曲。

电话那头提及的，是1926年瑞典王子访华的完整影像记录——有名人旧影，有宴席菜单，更有吊诡的考古发现。

为了追索这段往事，邹德怀散尽积蓄、四处求解，积极翻阅瑞典语旧籍，辗转联系海内外学者。数年后，新书《东行漫记：大师、军阀、瑞典王储与1920年代的中国》问世。

一面是风雅、礼遇与学术热忱，一面是炮火、震荡与未知命运；百年前那位异国王储的行程，究竟如何串起一个复杂、多元、充满悬念的中国？观察者网带着诸多好奇，与邹德怀展开了一场对话，从一套私人相册出发，重新凝视那个新旧交织、各方势力同台共处的民国侧面。

【对话/观察者网 李泠】

·创作缘起

观察者网：书中提到，您对那位瑞典王储起初毫无了解，但很快就被吸引了。2022年接到拍卖行朋友电话的那一刻，是什么触动了您，以至于当时耗光积蓄还要向朋友求助，也要拿下这套相册？

邹德怀：那是2022年7月，我接到好朋友牛婕的电话。她在一家拍卖行工作，电话里说有一套相册很适合我——记录了1926年瑞典王子古斯塔夫·阿多夫，即后来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夫妇访问中国的全过程，是一段被历史遗忘的故事。

古斯塔夫六世（1882-1973）。1905年结婚时，他的祖父奥斯卡二世送给他一对18世纪的中国瓷瓶，点燃了他对中国和东亚艺术文化的研究热情。

说实话，那一刻我对这位瑞典王子毫无了解。但稍微查了一下，我就坐不住了。相册有厚厚三大本，记录的是王子在北京、山西等地遍访名胜、名人的经历，里面有罗振玉、阎锡山这样的人物签赠照片，还有大量从未公开过的名片、票证、菜谱、导游手册。

更让我心跳加速的是网上搜到的一条线索：王子访华期间，中国地质、考古两界联合为他举办过一场欢迎大会，梁启超亲自登台朗读了一篇万余字的欢迎辞，而就在同一场大会上，安特生公布了周口店发现的两颗古人类臼齿化石，把东亚人类生存的历史一下子推进到五十万年前。

1926年10月22日，北京饭店的晚宴。左侧中间为梁启超。照片中还能看到李四光、新常富、曹云祥、安特生、王子夫妇、翁文灏、拉格雷柳斯夫妇、戴陈霖、颜惠庆、张轶欧等诸多名人。

一场欢迎一位外国贵宾的活动，竟然同时成了改写中国考古学史的现场。这种戏剧性，我作为做了十几年老照片研究的人，是从没遇到过的。我当下就想：这套相册，我一定要拿下。

它确实不便宜，起拍价40万，最后我以63万落槌。当时我手里的积蓄全搭进去还不够，是浙江诸暨的企业家陈永新大哥出手相助，才让我把这套相册收入囊中。后来我说，这本书出版赚了稿费，一定还给他。那种感觉到今天想起来还很清楚，心里清楚这步棋有点冒险，但更清楚一旦错过，这辈子可能都遇不到第二次了。

观察者网：书名叫《东行漫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斯诺的《西行漫记》。斯诺是从西方看向红色中国，而您是让一位西方王储来看1920年代的中国。这是致敬还是策略性挪用？

此外，书名的副标题同时出现了“大师”“军阀”和“瑞典王储”，这三者在1926年的中国实际占据着截然不同的权力位置。您将这三种角色提取出来并列，主要出于哪些考量？

邹德怀：书名确实有向斯诺致意的意思，但我更想强调的是一种镜像关系，而不是简单的模仿。斯诺笔下，是一个西方记者深入红色中国腹地，去理解一场正在发生的革命。我这本书里，是一位西方王储，走进一个还没有被革命彻底改写、新旧交织、各方势力同台共处的中国。

《东行漫记：大师、军阀、瑞典王储与1920年代的中国》，邹德怀 著，2026年4月出版

至于大师、军阀、瑞典王储这三个角色的并置，是我在梳理相册时自然浮现出来的结构。梁启超、罗振玉、梅兰芳是大师，张学良和阎锡山是军阀，古斯塔夫·阿多夫是远道而来的王储。这三种身份，放在今天看几乎不会出现在同一个场景里，但在1926年的中国，他们却因为这位外国贵宾的到访被凑到了一起——梁启超在协和医学院的礼堂里用广东味儿普通话朗读考古学演讲，阎锡山在太原督军府摆下烤鸭加燕窝鱼翅的全套中餐，罗振玉在天津租界的客厅里把珍藏的字画一卷卷取出来。

把这三个截然不同的权力位置并列在书名里，是想提醒读者，1926年的中国不是一块铁板，而是士绅文化、地方实力派、外部世界三股力量同时在场、彼此试探的一个横截面。是一个复杂的中国。

观察者网：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您如何看待您的叙述对“1920年代中国”的剪裁——它呈现的是一个上层士绅、军阀与西方精英共享的文化中国，而那个正在酝酿大革命、罢工、农民运动的中国反而成了沉默的背景？

邹德怀：您提到的剪裁问题，我完全认同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局限，也恰恰是这套相册作为史料的性质决定的。这是一套私人相册，记录者是王子身边的随行人员，他们走的是官方安排好的路线，见的是被精心挑选过的人物，吃的是特意准备的宴席。北伐的炮火、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确实没有进入这架镜头。

瑞典王子夫妇来华游历日程表

但我想说的是，这种沉默的背景本身也是一种历史证据，它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国上层精英、地方军阀和西方观察者，是如何在一个动荡即将全面爆发的前夜，依然维持着一套体面、从容的外交礼仪和学术交流。王子离开后不久，北伐的战火就烧到了他刚刚走过的地方，赵戴文、南桂馨这些在车站迎接过他的官员，命运很快就被卷入了更大的洪流。

观察者网：您自称“这段历史的保管员”，而非“作者”，这个角色定位很有意思。从收藏家到历史保管员，再到图书作者，您如何看待这三个身份之间的关系？从面对三本相册的震惊到最终成书，这两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邹德怀：这三个身份其实是递进的，并且缺一不可。收藏家负责抢救，把那些散落在拍卖行、旧书店、海外古董商手里的影像和文献找回来，避免它们彻底消失在尘烟里。保管员负责看护，研究、考证、辨认，把一堆零散的照片、名片、菜单还原成一个个真实的历史现场。而作者，则是把这份看护的成果，转化成普通读者能够进入、能够共情的文字。

我始终觉得自己更接近中间那个身份——保管员，因为这段历史从来不属于我个人，我只是恰好成了它在这个时代的经手人，有责任把它交接得更完整一些，再传递下去。

最大的挑战，我觉得是史料的极度分散，光是为了搞清楚拉格雷柳斯这个人，我就托人在瑞典到处找他发行量极少的一本回忆录，最后是朋友田宏正竟然在旧书店里偶然淘到了。为了核实安特生的视角，我先后买到他回忆录《龙与洋鬼子》的瑞典语版和德语版。为了查档案，我联系了寓居瑞典的学者，又通过几位瑞典使馆工作人员辗转引荐，中间还经历过联系中断、重新接续的曲折。

坐着轿子的王妃，左一为瑞典实业家拉格雷列斯。

这套相册里的每一张名片、每一份菜单背后，可能都对应着一整条需要单独打通的考证链路，把这些碎片重新拼接成一个连贯可信的故事，是这两年里最耗心力的事。

顾维钧的请柬

·历史的侧面

观察者网：您在书中提到，近百年前拉格雷柳斯撰写的回忆录中很多地方都透着“西方人初到中国的惊讶、理解甚至误解”。惊讶、理解、误解，这三个词有没有对应的更多的分析？能否分别举个例子？

邹德怀：这三种心态在拉格雷柳斯笔下其实经常交织在一起，很难截然分开。

惊讶最典型的，是他面对中国饮食时的反应。在阎锡山为王子一行准备的晚宴上，他第一次见到燕窝、鱼翅，回去之后专门去查了它们的做法，记录得极为详细，燕窝怎么去毛、怎么煮到变成软玉色，鱼翅怎么刮皮、怎么去腥。看到那道腌制四十天的皮蛋时，他更是调侃，如果读者保证永远不会向他提供这道菜，他才愿意说出做法，语气里满是文化冲击带来的本能反应。

理解的部分，体现在他对阎锡山的描述上。他把山西比喻成混乱沙漠中一片安宁的绿洲，详细介绍阎锡山如何修路、兴办教育、整顿财政，特别提到当地人都说山西的财政收入用于公共事业，不会落入官员私囊。这种评价已经超出了走马观花式的猎奇，是建立在实地观察基础上的认真理解，甚至比一些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评价还要客观。

而误解最有意思的一个例子，是他在罗振玉的名片上用瑞典文写下的批注，称对方为古董商。罗振玉是甲骨文和敦煌写卷研究的开创性学者，“甲骨四堂”之一，拉格雷柳斯却把他当成了一个倒腾文物的商人来理解。这恰恰说明，西方观察者即便对中国怀有善意和好奇，也很难真正了解中国士大夫到底在想什么，那种隔阂，是再细致的观察也未必能消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