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之二：法西斯失败了，帝国主义远未失败

“一战”战后创建欧洲新秩序的任务，主要落到了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意大利首相等几位战胜国领导人肩上，他们1919年初来到巴黎时，实际上面临着决定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

但是战后安排的最后结果却南辕北辙，和平并未真正到来，短短二十年后即发生了一场更大的浩劫。原因不是别的，仍是帝国主义战略的继续推进。

由于战胜国那些冠以“保证集体安全与国际和平”、“促进国际合作”名义的远大目标和具体安排，无不暗含着本国帝国主义在战后时期的新战略，英法两国都有巨大的战利品，即使是威尔逊倡导的理想主义，也带着使美国成为全球老大、按美国的想法重塑战后世界的潜在目的，毫无公平正义可言；那些战败国，包括名义上战胜实际上与战败国一样深陷困境、危机重重的新国家群体，所感受到的屈辱、愤怒和绝望，也就可想而知了。

法西斯主义强势崛起，短短十几年即席卷大半个欧洲，带着与帝国主义同样程度的野蛮、残暴、恐怖和毫无人性，正是这样一个令人绝望的黑暗世界的产物。

在侵略成性、盲目追求扩大“生存空间”方面，法西斯主义国家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完全一致，可以说是这些谋求生存的新国家对帝国主义建国和强国历史的一种模仿。

在信奉种族主义，实行惨无人道的种族压迫乃至种族清洗方面，法西斯主义国家也不是原创，不过也是延续了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其殖民地针对有色人种的种族主义行径，可以说是一种继承。

至于法西斯主义实行的极权统治。表面上看，这一点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不同，但如果考虑到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国内实行了自由民主之后，开始通过在其他国家推行同样的制度以实现其帝国主义的扩张利益，特别是“一战”后强加给那些绝望的新国家之上的新的剥夺和压迫，那么，极权统治作为一种极端的反制方式，也是自有其缘由的。

在侵略扩张上模仿、在种族主义上继承、通过极权统治进行反制这三点，可以认为就是法西斯主义国家针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新的压迫发展出来的一种应对模式。但是，也可以认为，这个模式的失败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因为归根结底，这是以更大的非正义应对非正义，以更深的罪恶应对罪恶，当然，也就是以更快的自我毁灭应对自我毁灭。而且，两者之间也不会在一场大决战中同归于尽，因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最厉害的一个“法宝”，法西斯主义国家还是没掌握。

回顾历史，在“二战”初期阶段，战争的性质与“一战”无异，或者就是“一战”的继续。英国宣战之后，一如既往按照一直以来的帝国主义战争来打。虽然严厉批判法西斯主义，但却找不出什么特殊的词语。宣传上说法西斯是“对人类文明的全面威胁”，是“现代野蛮主义的化身”，是“试图通过武力征服世界”，其实哪一条不同样适用于批判英国自身的帝国主义行径呢？哪一条不是对帝国主义造成的“一战”后文明崩溃状况的说明呢？丘吉尔1940年那段著名的演讲，“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在田野和街道上战斗……我们绝不投降！”也无非就是延续了大英帝国历次战争的传统动员模式。

而在德国一方，经过法西斯主义改造后今非昔比，矢志于把“一战”中失去的胜利夺回来，并向老牌帝国主义复仇。这种动力使得当时德国的反英言论相对更为犀利：“他们（英国人）可以为任何事情发动战争，为了扩大贸易、诱使他人吸食鸦片、夺取金矿……但总是粉饰成高尚理想。”“在300年的时间里，他们抢占了大约40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民主只是一个面具。背后是对人民的统治和压迫……集中营并非德国发明，而是英国人，他们才是这个主意的创造者。”“英格兰在欧洲维持所谓的‘力量平衡’，目的是确保任何国家都无法成为领导者。他们通过战争摧毁西班牙、荷兰、法国，最终将矛头转向德国。”这些言论当然不是故意“抹黑”，都有事实根据。至少在当时，大英帝国要想从这种指责中将自己“洗白”，几乎是不可能的。

转折点出现在1941年8月，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这个月以个人名义联合发表了一篇名为《大西洋宪章》的文告。正是通过这个文告，针对法西斯国家的战争被美英两国首脑按照他们的方式加入了道德原则和所谓的“美国信念”。其中一部分内容是既针对法西斯国家也针对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如反对领土扩张、支持民族自决、促进国际安全与裁军、建立“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体系”等基本原则；另一部分则是将法西斯主义与老牌帝国主义区分开来的，如罗斯福发明的“四大自由”等核心理念。

1941年8月10日，罗斯福、丘吉尔在英国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上会面，会后联合发布了《大西洋宪章》 图自：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图书馆

这是“二战”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对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来说，这是历史的再次重演，“利益之战”再次化身为“道义之战”、“信仰之战”甚至“哲学之战”。相同的是，上演化身大戏的主角仍是战争高手盎格鲁-撒克逊人；不同的是，这一次真正的主导者不再是英国而是新的世界霸主美国。

84年之后回顾地看，《大西洋宪章》堪称杰作，大英帝国通过在“民族自决”等原则上的妥协，换来了与美国的理想主义一起充当正义化身的机会，并利用“四大自由”这个与法西斯主义的区别，为自己贴上了“自由民主”的标签。以这一年为转折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阵地上高高升起了正义之旗，美英两国凭借其强大的国力一举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领导者。第二年发布的《联合国家宣言》号召26个签署国团结一致共同抗敌，宣誓“每一政府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对抗轴心国！”

将“利益之战”化身为“道义之战”，正是老牌帝国主义的“法宝”，更具体地说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一个擅长。正如德国人所讽刺的，英国人无论做什么，都是“作为真理、正义的拥护者，一切美德的先锋”。可以说，当美英两国再次祭出这个“法宝”并据此在全世界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之后，这场战争的政治之战和人心之战就已经结束了，后续时间就只是在军事上彻底粉碎法西斯的战争机器。

正义之旗的功能十分强大。美国方面自不待言，虽然与当年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潜在目的如出一辙，罗斯福在《大西洋宪章》中加入的对欧洲式帝国主义的反对，不过也是在为美国式帝国主义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做奠基；但是，由于获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和领导者地位，与当年威尔逊在国内的失败、“国联”未能在美国立足恰成对照。这一次，罗斯福一举取得了成功。

在《大西洋宪章》所奠定的基础之上，日后的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等宏伟大厦纷纷建立起来，共同支撑了“二战”后美国的世界霸权。英国方面当然也有收获，虽然从此逐步丧失了全球霸主地位，也逐步丧失了大部分帝国海外领地，但毕竟借助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的领导者地位，“洗白”了自己过去丝毫不亚于法西斯主义的帝国主义罪恶历史，并在战后秩序的安排中获得了远高于所有欧洲老对手们的国际地位。

1945年联合国成立，美英法三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作为战胜国，名正言顺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法西斯主义失败了，帝国主义则继续走在胜利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