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子思】

上一篇说了，公元1500年之后，凭借不断进行的“军事革命”，欧洲的“浮士德式”民族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像毁灭美洲原住民社会一样毁灭掉其他大陆的所有非西方社会的能力；从文明的角度看，这就意味着，新生的西方文明在彻底毁灭了美洲的几大原生文明之后，实际上也已经可以通过军事手段毁灭掉所有其他非西方文明了。

以这一认知作为思考坐标，可以将近500年来的世界历史理解为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向，西方文明并没有将其他各大文明毁灭掉，而是转向了一种“物质武器与精神武器相结合”（汤因比语）的统治方式，事实上成为了全球事务的主导。

这一转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1913年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峰，那一年，仅占世界陆地面积10%的11个西方列强统治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地区，全世界57%的人口生活在这些帝国的殖民地版图中，全球经济产出的近4/5由这些帝国所拥有。作为一个文明，它几乎就要大获全胜了。其他几大文明虽然还没有灭亡，但都被它挤到了角落里，不得不通过向它学习并改造自己来勉强维持生存。

这又意味着，如果不是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这种西方文明自身的内爆，这一文明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所有非西方文明的核心部分摧毁掉，继而在全球实现西方文明的一统天下，理论上讲是完全有可能的。

历史见证，面对西方文明独有的“物质武器与精神武器相结合”这一组合攻击，在早期阶段任何一个非西方文明都没有招架之术。波兰裔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在他1904年出版的《诺斯特洛姆》一书中，让他笔下的旧金山金融家霍尔洛德代表西方殖民主义者们向全世界宣布：

“我们将会在所有的事情上发号施令——工业、贸易、法律、新闻、艺术、政治和宗教；从霍恩角到苏利斯海湾，甚至超过那里，如果北极有什么值得得到的东西的话。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把世界上那些遥远的岛屿和大陆统统弄到手。我们要管理这世界上的事情，不管它愿意不愿意。世界对此无可奈何。”

距离1913年整整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形势完全变了，世界已经不再无可奈何了。由于西方自身的分裂和内乱，不能一致对外，非西方文明中最主要的几个——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东正教文明，都已经通过向西方文明学习也在不同程度上掌握了“物质武器与精神武器相结合”这套本领，在解决了自身生存问题的同时，也都开始逐步实现文明复兴了。

那么，是不是说，西方文明从此之后就放弃了彻底征服其他文明的企图，不再指望一统天下，开始要和其他文明和平共处了呢？

如果当真抱有这个期望，还是对于西方文明的本性不够了解。

西方文明中的战争冲动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是对西方文明做了最深刻剖析的思想家之一，关于美洲几大原生文明被西方文明一举毁灭这个历史事件，他评论说：“浮士德文化的人与所有其他文化的人的不同，也正在于他的无法抑制的向远方发展的冲动。而且作为最终的手段，将墨西哥文化与秘鲁文化扼杀、甚至消灭掉的便是这种冲动——那随时可供在所有领域中使用的、无可匹敌的冲动。”（Oswald Spengler，1918）

注意，这位思想家说的是“冲动”，没提理性，更没说智慧。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

如前所述，西方文明中的“浮士德文化”是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面世的，这种文化不仅与古代中国、波斯、印度等东方文化截然对立，与被它拿来当作自己的“古典时代”的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古以色列文化也处处相反。

实际上，看不到西方文明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在根本上的对立，就不能理解当今的西方文明。在“浮士德文化”出现之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中的民族，像传说中浮士德这个人物的故事一样，在精神上完成了一个与魔鬼的交易，放弃了心灵上的安宁平静，走上追求世俗权力的无尽征程。

在斯宾格勒看来，“浮士德的灵魂想要拥有和必须拥有的东西，不可能由任何缺乏时间长度或地理距离的纯粹瞬间意义的事件来表达”，“它的意愿是无限的”，所以，这个文化中的人永远带着一种冲动——为了自我表达而冲动，为了进行搏斗而冲动，为了其灵魂上对于无限时间和无限空间的渴望而冲动，“它的灵魂消失在未来的远方”。

要认识到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必须要明白该文明固有的这个深层精神问题——它的冲动是无法遏制的，而且是要在“所有领域中”释放的，在地球上、在太空中、在艺术上、在观念上、在知识上、在信息空间……在所有它发现了其中的空间无限性的世界里。

而历史上西方所发动的无数战争归根结底是这种永恒冲动的表现形式之一，无论是对其他民族的种族灭绝和文明毁灭，还是“浮士德式”民族内部的互相残杀，其实都不一定出于具体的目的，也不需要是利益计算的结果，往往就是冲动本身。

列宁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也可以说，“浮士德文化”的冲动就是战争。

谎言与战争的如影随形

“浮士德文化”的冲动具有动物性，不能自主，在文明人眼中，其外在表现就是十足的野蛮人。野蛮人凭借其在军事能力上的优势，在世界各地攻城略地，并在推翻了原住民社会的政府之后成为新殖民地的统治者。这就带来了如何将自己的非法占领解释为合法统治的问题。

斯宾格勒的论述是这样的：通过与其他民族的战争，通过用杀死动物的武器杀人，西方民族得以孕育成长，并获得了内心的强大。于是，

“我们有了历史上唯一重要的迁徙形式——武士游团（warrior bands）横扫住满了人的国土，那上面的居民原本过着不被打搅的和高尚（undisturbed and upstanding）的生活，却成为了胜利者赃物的一个主要部分。然后，由于胜利者是少数，出现了全新的情况，具有强大内心形式的民族在人口众多但却没有内心形式的民族之上散布开来。而民族、语言和种族的进一步转变则取决于更多的复杂因素。……与所占地区的居民相比，他们人数非常少，只有几千名武士，但是在一点上他们优越于当地人——他们决心成为一种命运而不是屈服于命运。由于他们占有的不只是可居住的土地，而是已经被居住的土地，因此，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个地位问题，迁徙变成了战役，定居的过程变成了一个政治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