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胜利的真正优势

事实上，1500年之后的世界，在军事技术和使用这些技术的残忍和无情程度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非西方民族可以与西方“浮士德式”民族相比了。

用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帕克的话说，西方取得胜利的原因，就在于欧洲民族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相对于其他民族保持了稳定优势，在于它“改善了发动战争的能力，它一直被称为‘军事革命’”。（Geoffrey Parker, 1988）

所谓“军事革命”，具体分析下来应该是包含了三个组成部分：第一是在武器方面的新技术，第二是在战术方面的新知识，第三是运用军事技术和战术的新思想和新精神。

将武器方面的新技术标榜为文明上的先进，是“谎言帝国”的杰作之一，正如杜兰特所归纳的，文明主要因素中不可能包括杀人能力这一刺激“零和”竞争的因素，只能包括促进“非零和”合作的经济、政治、伦理、知识和艺术等因素。中国人首先发明了火药，但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作为武器技术应用于杀人，这恰恰是文明程度的体现，而不能被简单归纳为落后。

将战术方面的新知识标榜为文明上的先进，同样也是“谎言帝国”的杰作之一。正如彼得·弗兰科潘在他的“全新世界史”中所说：“尽管伽利略·伽利雷、艾萨克·牛顿和莱昂哈德·欧拉这些科学家的名字为一代又一代的学童们所熟知，但人们很容易忘记，他们最重要的一些工作是研究弹丸的轨迹，了解偏差的原因，使火炮更加精确。”（Peter Frankopan，2016）到底是“人们很容易忘记”？还是有些人的“科普”工作使得人们很快忘记？读者们自行判断即可。

据历史记载，在1600年至1750年间，在欧洲科学家们的共同努力下，枪支的射击成功率增加了10倍，枪支变得越来越便宜，也越来越致命，与此同时，基于精确射击而发展出的各种杀人战术成为了新的专业。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以外民族遭遇种族灭绝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实际上，“军事革命”最为核心也是最难以被非西方民族学习效仿的部分，就是西方“浮士德式”民族独有的一种在运用军事技术和战术方面的新思想和新精神，说白了，就是一种“杀人不眨眼”所需要的心理素质。

在十六世纪一位安第斯编年史家Waman Poma的记叙中，西班牙人袭击印加帝国时“就像踩死蚂蚁一样”成群屠杀当地印第安人。（引自Niall Ferguson，2011）而斯宾格勒关于阿兹特克的突然灭亡的描写是：

“它并非因枯萎、被压制或被遏抑而死，而是在全盛时期被杀害，就好像一颗向日葵的头被一个过路人打掉那样地被摧毁了。这所有的都不是在某次决战中毁掉的，而是被一小撮匪徒在短短数年中铲除的，而且铲除得十分干净，以至于残存的居民连一点对它的记忆也没能保留下来。”（Oswald Spengler，1918）

根据西班牙人留下的历史记录，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在学习和掌握西班牙人的战术方法方面进展并不慢，也给西班牙人造成了越来越多的重创。但留给他们的时间还是太少了，而且其中最为关键的部分——像踩死蚂蚁和臭虫一样大规模地杀人所必需的心理素质，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养成的。就在美洲发展出大型帝国的同时期，欧洲正处在多达500个自主政体之间昏天黑地混战的时期，美洲人不明白的是，他们某种程度上是欧洲混战外爆的牺牲品。

地处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和印度，对于16-18世纪发生在美洲和澳大利亚大陆的人间惨剧茫然不知，但是距离欧洲更近的阿拉伯人，却是伊比利亚野蛮人凶残本性的最早的见证者之一。在原本是阿拉伯人、印度人和中国人和平共处的印度洋贸易航线上，自从被葡萄牙人达·伽马的海盗船队入侵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葡萄牙第二任印度总督曾向皇室报告：“一听到我们要来的传闻，本地的船只都消失了，甚至连鸟儿都不再掠过水面了。”因为这些葡萄牙人具有一些以往在这片海洋上穿行的人们都不具有的品质，来自里斯本的人有一种无情的倾向，事实上，就是彻头彻尾的残暴，而郑和却很少如此表现。”“在他（达·伽马）第二次前往印度的航行中，他率领15艘船轰击了卡利卡特，并可怕地残害了被俘船只的船员。还有一次，据说他把一艘开往麦加的船上的乘客锁起来，并放火烧船。”（Niall Ferguson，2011）

可以说，仅仅凭着欧洲“浮士德式”民族不断进行“军事革命”这一点，他们就已经有能力像彻底毁灭掉美洲文明那样彻底毁灭掉所有非西方文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