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发现最终在卡尔·雅斯贝斯1949年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得到了总结：“哲学家第一次出现了。人们敢于作为个人依靠自身。中国的隐士和漫游的思想家、印度的苦行僧、希腊的哲学家、以色列的先知，他们同属一个行列，即便他们在信仰、思想内涵和内心状态上并不相同。人有能力在内心与整个世界相抗，他在自身之中发现了起源，从那里，他超越了自身和世界。”

他认为，正是这些圣贤人物的思想和言行共同推动了人类精神的重大突破，结束了几千年的古代文明，将人类文明带入了一个“轴心时代”。自此之后，一些真正伟大的社会开始形成。

无论这个解释正确与否，这几个被称为“轴心民族”的古代民族的确都在那个“轴心时代”构建出了一些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重大影响的信仰体系。在这种体系中，人们通过终其一生的道德实践克服了内心的贪婪私欲，涵养出了仁者爱人、与人为善、推己及人的合作互助精神。从今人的角度看，只有成功建立起了这种信仰体系的社会才可能是“非零和”合作压过了“零和”竞争的社会。

而今天所说的西方文明，在地理上远离“轴心民族”分布的北纬25度至35度这一范围，在历史上晚于“轴心时代”1000到1500年，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与这场伟大的精神运动相距甚远，甚至互为对立。

相对于西北欧这个地区，所有的“轴心民族”都在遥远的南方和更加遥远的东方，而相对于西方文明的诞生，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个“轴心时代”，更是久远犹如史前历史，因为在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光明的时期，西北欧这一地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无论是古希腊文明还是古以色列文明，或者古伊朗文明，在这一地区都闻所未闻，更不用说古印度文明和古中华文明。在整个古代世界，这一地区在很长时期里属于人类文明之光辐射范围之外的黑暗角落。

自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覆灭之后，这一地区一直被日耳曼蛮族建立的众多封建国家所占据。如果说罗马帝国是“轴心民族”推动文明向北方化外之地扩展的结果，那么蛮族对罗马帝国的毁灭就是这个扩展过程的反过程，就是野蛮对文明的反征服。正如彼得·弗兰科潘在他的《丝绸之路》一书中所说的：“哥特、阿兰、汪达尔和匈奴横扫欧洲和北非，他们烧杀、奸淫、掠夺的程度已难以言述；帝国的文明水准一落千丈，石构建筑几近消失，原先的富庶和雄心彻底崩塌……技术已回落到史前时代。”

这个黑暗角落的黑暗程度，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直到9-10世纪的西北欧，历史学家还只能用“真正的黑暗时代”来描述。在这片被大大小小的蛮族封建国家所盘踞的土地上，所到之处只有野蛮、血腥、杀戮、抢劫和破坏，“轴心时代”诞生的那些宗教无论是哪一个，在这里也只能和文明中的其他各方面一起“一落千丈”，不得不在一种野蛮社会状态中重新开始。这就是10世纪末期开始的克吕尼修道院改革口号“上帝的和平”和“上帝的休战”的由来。989年，某大主教以上帝的名义宣布了3条和平法令：擅自闯入教堂或抢劫教会财产者将被谴责；抢劫穷人的绵羊、公牛、奶牛、毛驴、山羊或猪者将被谴责；袭击、逮捕或殴打神职人员者，将被革除教籍。

任何比这一标准更高的道德教诲和戒律都是没有的，不要说中国儒家的诚意正心、修齐治平，或者印度佛教的“五戒”，即使是早期基督教的福音之爱、宽容慈悲，对于当时的西北欧来说，也是高不可及的。

遗憾的是，这就是西方文明诞生之初的真实历史，也是一直影响至今的现代性得以发生、“浮士德式”文化得以发生的真实历史。在这个真实历史中并没有什么古希腊-古罗马这个“古典时代”，也没有什么“黑暗的中世纪”。古希腊是“轴心时代”的产物，而所有产生过自己的“轴心时代”的文明，都不会有长达千年之久的“黑暗的中世纪”。只有那个完全没有过自己的“轴心时代”的、从真正的黑暗时代中诞生出来的新生文明，才会拿来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古文明当作自己的“古典时代”，然后将中间的历史空白说成是一个中间期，最后再接上一个突然发生的“文艺复兴”。

“谎言帝国”在任何一个“轴心民族”中都不可能出现，因为它正是“轴心时代”精神运动所要克服和抵制的东西。但是它与现代性运动和“浮士德式”文化却毫无冲突，甚至相辅相成。既然现代性运动让人类自己成了上帝，政治活动成了权力技术，自由本身成了终极目的，那么，谎言无非就是一种手段，而一切也就都可以在最终目的之下进行“合法”的伪造了。

不可否认，的确是“浮士德式”民族第一个完成了对于整个地球表面的地理发现，第一个完成了对世界所有民族及其各自历史的全面考察，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不受任何挑战地编制了“世界历史”，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当然就是给自己空白的、缺少“轴心时代”的、没文化的历史增添上一个光辉的前世。

这也正是“谎言帝国”诞生之后所完成的第一份工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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