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关镇繁荣的起与落

城镇化是县域经济马太效应的重要因素。城关镇作为县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整合了城镇化进程中的诸多优势。由于集中了大量资源和政策支持，城关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商业发展、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都得到了快速发展和完善。这种集中发展策略使城关镇成为人口和经济活动的主要集聚地，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生活，这进一步推动了城关镇的繁荣。与城关镇的快速发展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其他乡镇发展相对滞后。由于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限制，边远镇村未能像城关镇那样吸引到足够的投资和人才，导致其发展速度和质量与城关镇存在较大差距。周围乡镇的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也不够完善，难以提供与城关镇相匹敌的生活质量和就业机会。

在城镇化的马太效应作用下，乡村地区面临着人口外流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向城市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乡村地区留下的往往是老年人和儿童，缺乏足够的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和乡村建设。这导致一些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减缓，甚至出现了土地荒废、村庄空心化的现象。由此可见，城镇化的马太效应不仅体现在地理空间上，还反映在社会经济层面。城关镇的繁荣与乡村的凋敝形成了鲜明对比，加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差距。长期下去，这种差距可能导致社会分层和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对社会稳定和谐构成挑战。

▪ 不得不面对马太效应

小县大城战略符合增长极理论带来的正反馈循环预设，简而言之，就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这一方面印证了人们通常认为的“两极分化，赢家通吃”的结果上的马太效应，另一方面却忽略了“积累优势，用进废退”的过程上的马太效应。在小县大城发展战略下，政府扶持和资本投资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这促进了人口的聚集和县域建成区的扩大，也吸引了更多的投资和人口进入，形成了正反馈循环的局面，在结果和过程上，都体现为经典的马太效应。这种正反馈循环使小县大城政策力度不断强化，从而形成了一个发展模式：制造业吸纳乡村劳动力—劳动力集聚推动就地城镇化—产业扩大再度吸纳劳动力并推高城镇化水平。

“产业发展—劳动力集聚—城镇化率提高”的正反馈循环能否持续？一方面，随着县城建成区面积的不断扩大和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资源投入和发展机会将会更加向城关中心聚集，虹吸效应可能使得城关以外地区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另一方面，大城关战略旨在通过人口非农化转移和县域工业化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乡村振兴。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长期以来的要素单向流动和反哺乡村的机制不完善，将会出现城乡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因此，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产业—劳动力—城镇化”的正反馈循环逐渐形成了一个“不可能三角”，小县大城到了谋新求变的时间节点。

小县大城如何应对“不可能三角”

“不可能三角”又称“三元悖论”，一般指现实情境存在互斥的三个条件下，最多只能同时满足其中两个条件，产生了“得二不能兼三”的结果。

“不可能三角”这一概念基于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均衡增长理论。其一是资源配置理论，即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存在机会成本，即增加对某一领域的投入必然以牺牲另一领域为代价。其二是均衡增长理论，该理论强调经济的全面和协调发展需要各个部门之间保持平衡，但在现实中，由于市场力量和政策导向的作用，往往难以实现完全均衡。对此，转换到小县大城的研究情境下，我们也能发现一个“人口城镇化—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的“不可能三角”（见图 5-2）。

在小县大城的发展模式下，“人口城镇化—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的“不可能三角”反映了县域发展中的一种困境，即在有限资源和条件下，很难同时实现三个方面的最优发展。在小县大城的“不可能三角”下，县域发展面临以下五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高质量人口城镇化的挑战。人口城镇化通常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投资。由于人地挂钩、人钱挂钩等政策尚未完全落地，多元化成本分担机制不完善，市、区级地方政府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积极性还有待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需要进一步加快。小县域资源有限，大规模的城镇化可能导致财政压力增大，进而影响到其他领域的发展投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可能会吸引大量农村人口进城， 这虽然促进了城镇的繁荣，但也可能导致乡村地区人口流失，加剧城乡差距。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大城市相比，就地就近城镇化的成本虽然低，但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就业机会仍有不少差距，

图5-2 小县大城的“不可能三角”

二是县域经济韧性的挑战。产业发展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产业集聚在某些区域，而其他地区发展滞后的现象。受历史和现实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小县大城的县域经济总体规模较小，“三产”融合度较弱、规模化龙头项目较为单一，在小县大城模式中，产业往往集中在城关镇或几个重点镇，这有助于形成产业集群和规模效应，但同时也可能导致乡村地区产业发展不足，缺乏多元化的经济支撑，缺乏县域经济韧性。

三是谁来振兴乡村的困境。乡村振兴需要综合考虑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方面的因素，实现乡村的“五大振兴”。然而，在人口和资源不断向城镇集中的情况下，乡村地区面临着人才流失、产业单一化、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尤其是在早期县域城镇化高歌猛进阶段，不少农村地区的建设用地指标通过增减挂钩的方式支持了城关的发展，导致后期的村庄发展规划受到土地指标的掣肘。要实现乡村振兴，就需要在城镇发展的同时，平衡资源分配，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四是路径依赖的掣肘。在小县大城的发展模式中，资源配置往往倾向于支持城镇化和产业发展，这可能导致乡村地区得不到足够的资源。要平衡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就需要在资源分配上做出合理决策。但人们在现实中很难做到完全均衡，往往会牺牲其中一个方面的发展来满足另外两个。其中推动城乡要素流动和资源共享，激发乡村 发展活力是关键。这包括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以及推动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加快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

五是主政者的困境。政府在推动小县大城发展时，需要在人口城镇化、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之间做出选择。政策倾向于支持城镇化和产业发展，这可能带来经济增长和税收增加，但也可能加剧城乡差距。乡村振兴应久久为功。如果政策过于侧重乡村振兴，可能会减缓城镇化的步伐和产业发展的规模。这种政策选择上的困境，体现了“不可能三角”的现实困境。

▪ 乡村空心化与谁来发展产业

城镇化通常与产业发展紧密相连，但小县城往往缺乏资源和资金，难以吸引外部投资和发展新的产业，于是会吸引乡村人口进城落户，用劳动力替代其他生产要素投入，同时推动县域产业发展和城镇化，其结果是乡村空心化，农村劳动力和生产力被削弱，这在某种意义上阻碍了乡村振兴的进程。

2016年全国第三次农业普查的数据显示，人口净流出行政村数量占比79.01%，其中空心化率不低于5%的空心村比例为57.5%，平均每村净流出409人，人口空心化率为23.98%。其中，人口实心村比例为12.15%，平均净流入人口为490人，人口实心化率为21.16%。深度空心村占全部行政村数的29.98%，但人口净流出占全部空心村的74.71%。对山区县而言，地形、地貌对农村人口外出有显著影响，山区、丘陵地貌对深度空心村空心化率的影响分别比平原高出3个百分点和1.8个百分点。

如图5-3所示，乡村空心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在兼顾产业发展和城镇化的背景下逐渐显现出来，对农村地区产生了长期影响。德化县乡村振兴研究院黄景新对德化县乡村空心化开展过扎实的 调查研究与县域比较思考。

图5-3 乡村空心化的形成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