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目前对基层官员基本都是按照“GDP增速”“项目数量”“投资规模”为主的短期政绩考核体系，之前也跟您聊到了，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周期与产业成熟周期存在错配（2-3年vs.5-10年），导致我们在很多地方都会看到烂尾园区、僵尸项目、政绩工程。

从这个角度来说，如何调整政绩考核体系，从制度设计上构建一套能够真实反映“民生改善、债务健康、创新效能、生态成本”的地方政绩评价体系，并配套相应的正向激励与终身问责机制，避免付出高昂的经济和社会代价？

赵燕菁：与其考核地方政府，不如研究地方政府怎样考核国资委。这方面可以参考新加坡对淡马锡的考核模式，解决“政企不分、短期政绩导向、容错缺失”的核心痛点。

第一步，完成政企分离，建立市场化治理架构：将地方政府投资平台、产业引导基金从城投体系中独立，转型为纯市场化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将“长期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产业培育”作为唯一核心目标。地方财政局/国资委作为唯一股东，仅负责委派董事、审批年度股息政策和长期战略，董事会中市场化专业人士占比不低于2/3，负责选聘职业经理人团队、制定考核规则，对整体业绩负责。采用市场化职业经理人，拥有完整的投资决策权。参考合肥、深圳将产业投资基金从城投中独立，成为纯市场化主体，不承担政府隐性债务。

第二步，从“年度政绩考核”转向“跨周期价值考核”。用全周期股东总回报率TSR，（投资组合净值增长+期间股息）/初始投入，取代“年度净利润、ROE、招商落地额、税收贡献”等短期指标，设置“5年中期考核+10年终期考核”，完全不与地方官员5年任期绑定，10年为最终业绩结算周期。对不同类型投资设置差异化门槛。按照2024年国办“创投十七条”要求“探索对国资创投机构按整个基金生命周期考核”。

第三步，配套容错与激励机制。建立明确的尽职免责清单，参考深圳试点，出台标准化免责规则：只要履行了完整的投决程序、勤勉尽责、没有利益输送，即使项目失败也不追责、不做负面评价；仿效淡马锡长期递延激励+奖金追回机制，投资团队的绩效奖金递延3-5年发放，项目完全退出、最终收益确认后再全额结算。如果后续发现项目存在造假、违规、利益输送，已发放的奖金全额追回。打破国企薪酬限高，允许投资团队的薪酬水平对标市场化私募/创投机构，薪酬总额与10年期超额收益直接挂钩，解决“人才留不住、激励不足”的问题。

第四步，用市场化监督替代行政干预。地方国有投资平台每年发布完整年度报告，公开5/10年期TSR、投资组合分布、项目明细、薪酬情况，接受公众和市场监督。引入独立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并对投资平台进行主体评级。将平台的长期业绩纳入地方人大的监督范围，而非政府部门内部考核，避免政绩干预。

深圳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资料图：新华社

观察者网：在强力推进“化债”与“严控新增隐债”的政策环境下，部分地方政府出现“不做不错”的避责心态与发展动力衰减。如何科学区分“有效投资”与“无效负债”？需要建立什么样的项目收益评估与风险分担标准，避免化债过程中一刀切导致的发展停滞？

赵燕菁：在严厉的问责制度下，官员躺平自保是自然的选择。以长鑫存储为例，首期合肥投入超150亿元，整个项目累计规划投资超1500亿元，2016-2023年九年亏损360亿。到了2025年，DRAM价格因AI需求暴涨3倍，长鑫单季度净利润超330亿元，平均日赚4亿元，一个季度就填平了前十年的所有亏损。2025年第四季度全球DRAM市占率提升至7.67%，跃居全球第四；国内市场市占率超30%，成为PC、手机、服务器厂商国产替代的核心供应商，打破了三巨头90%以上的全球垄断格局。

如果没有长期主义的考核机制，以前的几届政府都会被问责。城市建设也是一样，如果你这一届正好赶上投资，债务自然就体现在你这一届政府，而未来政府由此带来的收益却与你无关，如果只对债务问责，你还会有动力主动作为吗？所以必须建立起长期主义的考核机制，才能激发地方政府的自主努力，抓住稍纵即逝的发展机会。只有建立了正确问责和政绩考核机制，地方政府“不做不错”的避责行为才能减少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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