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时今日的中美关系，“新冷战”，“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名词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贸易谈判的僵持、香港局势的恶化，以及美国鹰派声音愈加高涨都让世界对两个大国未来关系的走向感到不安和迷惑。

2019年8月13日，针对目前中美关系的特殊时期，全球化智库（CCG）特邀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职正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教授就“中美竞争关系的变化，原因与走向，新冷战可否避免”发表主题演讲。

赵穗生教授从其美国定居长达35年的切身经历出发，深入分析了特朗普上台后的中美关系危机、冲突的复杂性、美国国内鸽派和鹰派的分野、“新冷战”爆发的可能性等问题。以下为赵穗生演讲内容文字稿。】

（文/赵穗生）

感谢CCG邀请我回来，又给我一次和大家交流的机会。我非常认同刚才高博士所提到的，如何避免“新冷战”是一个非常重要且急需找到答案的问题。但是关于很多国际事件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这一观点，我既同意又不同意。中国国内可能对美国的能力和阴谋的深度有一些高估，但是无论如何中美关系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从去年以来，中美之间贸易争端背后的地缘政治、地缘战略的背景究竟是什么？从今年2月份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合作的中美政策报告“Course Correction”出来以后，有百人签名信，然后又有一百人的反签名信，这些出来以后，美国国内现在的对华政策其实又重新出现了一个大辩论的局面。在美国学界、政策界，甚至于在政府层面都开始重新思考。这里从战略层面上来讲，美国对华战略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特朗普上台之后出现的这种强力施压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

从地缘政治上来讲，美国有三个层次的目标。第一个是最低层次，改变中国的对外行为。美国觉得中国的对外行为这些年越来越嚣张，越来越有扩张性，对美国利益的威胁越来越危险大，所以要改变中国的行为，使中国的行为与美国有更多的交叉，或者使中国的扩张性行为有所收敛。所以美国还跟中国要继续接触，进行谈判，用一些施压的方法来达到这样一种改变。

第二个层次，因为中国这些年经济的增长以及贸易上的不平衡，对美国构成了威胁，所以从根本上或是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威胁的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使中国的发展缓慢或者停滞下来。包括科技和经济等各个方面的脱钩，都是要使中国的经济延缓发展，甚至于使中国的起飞脱轨。

第三个层次的目标，即那些所谓极端强硬派的目标，就是改变甚至推翻中国政权，包括在香港争取民主运动，以及在我们国内的一些敏感地区，对中国进行颠覆性的行为，导致中国的政权变革（regime change）。

美国希望通过“脱钩”延缓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这样三个层次的目标，对特朗普来讲，他很不明白，搞不清楚，也不在乎这些东西，他就是就事论事。但是从最近这段时间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当中，可以看出这有三个不同层次的目标。对于如何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大家现在也是众说纷纭，究竟是像目前特朗普一样，对中国单打独斗，还是联合美国的盟国，结成联合战线来对付中国，还是通过具体的贸易战行为，还是通过其他的军事遏制行为，还是通过军事对抗行为，甚至于通过更加激烈的全面对抗行为，各种各样的方式，大家也都在积极地探讨。

大家都说，中美关系在过去几年已经到了一个节点。但其实这个节点已经积累了相当一段时间了，不光是相当一段时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我到美国30多年，经历了各种上上下下，起起伏伏，各种各样的危机，各种各样的挫折。但是我这30多年当中，从来没有像过去这两三年当中所感到的中美关系的起伏，更明确的是持续性的危机、对峙和紧张，甚至于可以说是中美建交四十年以来前所未有。

这个变化非常明显，至少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我过去所看到的都是中美在政策层面上的对峙和竞争，是政策方面的一些较量，但今天不是。今天中美之间是力量的较量，是中国国力和美国国力的较量。美国不是觉得中国的某一个政策错了，或是中国的某一个政策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而是中国崛起本身对美国形成了威胁。所以中美之间是一种力量的较量，而不是一种政策的对峙。这是我这么多年没有见到过的。

我到美国这么多年，而且在学界混了这么多年，看到各种各样的理论和各种各样的关于中美政策的讨论。比如芝加哥大学的米尔斯海默教授（John J. Mearsheimer），他是一个结构现实主义学者，十几年以前他就开始预测，中美之间一个是崛起大国，一个守成大国，这两个国家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一定会走向战争。所以当时所有的学者，包括我自己，包括我的同事，大家都觉得他是非常简单化（simplistic）的学者，因为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或者两个国家的相互政策，不仅仅是一个国际结构的问题。

如果学国际关系理论，我们知道外交决策通常有三个层次的变量，一个是领袖素质，领袖个人的理念和个人行为，他在政治结构当中的地位起很大作用。第二个是叫国内因素，包括国内政治、官僚体系、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到第三个层次才是国际结构层次。但是他简简单单地就用国际结构，说一个崛起大国，一个守成大国，这不是太简单了吗？难道其他东西都是黑盒子（black box），都不用看吗？

我们说这种理论太简单，但是换了一个说法的这种理论，现在却大行其道。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一个“修斯底德陷阱”，真的是人耳能详，所有人都在谈论所谓的修斯底德陷阱。这是换了一个说法的、同样的一个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也是讨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搞了十四个国家的案例，说十二个国家都产生冲突了，所以中国和美国也是在走向冲突。

“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艾利森

这太简单化了，而且现在中国把格雷厄姆·艾利森当成座上宾，中南海都请他过去，但他懂什么中国。他不懂中文，不懂中国历史，不懂中国文化，不懂中国社会，没有到中国做过任何实地考察，没有在中国做过任何实地访谈，根本不懂中国。

这个现象多荒唐。但这个荒唐现象背后有它深刻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背景，就是我刚刚说的中美这种力量的博弈，而不是政策的博弈。你不需要懂中国政策，不需要懂中国怎么改革，也不用管美国国内政治，就是中国的国力和美国的国力，就要让两个国家走向冲突，这个多荒唐。但这又是一个很现实的发展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就是5到10年之中发生的，并且这几年越演越烈。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变化，国力的较量，而不是政策的对峙。

第二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从中美建交到目前为止，这么多年美国将接触战略（engagement）作为处理美中关系，不管是战略关系，还是在各个方面层次的观念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但是现在接触战略属于一种守势，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接触政策失败了。所以现在接触政策成了非常负面的一个词。这么大的两个国家现在不要接触了，要脱钩，要disengagement和decoupling，要科技脱钩、经贸脱钩，人文、学术、文化各个方面都要全面脱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