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点，其实跟第一点有很大关联性，认可将武力作为维护俄罗斯海外同胞利益的一个合理手段。这里又有一个微妙之处：谁是我的俄罗斯海外同胞。如果用一个简单的比照，大家看春晚时会注意到主持人报一连串贺词，海外侨胞、港澳台等等，这是中国式的来界定谁是我们的同胞的一个差序表达。

俄罗斯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谁是我的海外同胞，谁会列入我认为可以用武力来保护合理利益的群体，这是有争议的。

最后一点，有着深刻含义的是，历史正义和人民意志高于任何成文法，所以俄罗斯有充分的道义情感、以及更强的历史正义性来让克里米亚重归俄罗斯。

这一事件在当时的冲击力是非常巨大的，尤其西方政策界、战略界甚至一致认为克里米亚事件是破坏了二战以后整个国际秩序的一个性质极其恶劣、负面影响极其深远的事件。

2014年3月18日，塞瓦斯托波尔，克里米亚民众通过电视观看普京演讲。

回到“后苏联空间”这个话题，我觉得2020年这一轮俄罗斯周边地区动荡，发生了一些变化。这里我推荐俄罗斯智库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的一篇文章，他是一位相当有影响力战略评论人士。特列宁先生的一些观察与界定，和我自己对俄罗斯的看法有不少重合。在2020年这一系列近邻事件中，俄罗斯的反应其实是相当防御性的。尤其是欧美媒体、智库按2014年的那套行为标准来想象俄罗斯应该有更加全面、极端的反应，但实际的俄罗斯反应非常有限。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纳卡冲突，在“后苏联空间”里面，亚美尼亚总体上是跟俄罗斯利益关切最大、重合度最高、走得最近的。但冲突发生后，俄罗斯一直没有做任何直接表态，普京甚至说我们之间有条约，但条约只覆盖发生在亚美尼亚领土上的冲突。换言之，当时的纳卡冲突没有发生在亚美尼亚领土上，所以俄罗斯没有条约义务向亚美尼亚提供保护。后期俄罗斯虽然派出了维和部队，但实际上是一个很晚的防御性措施。

那么俄罗斯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也就是这里讲的最后一条，客观上承认并接受土耳其在这一地区重新进入的现实，也就是第三方重新进入“后苏联空间”的现实。

由此，特列宁先生总结了几个特征。他认为，经过2020年这一系列事件，某种程度上俄罗斯似乎间接喊出了“再见帝国”这个口号，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再以维护一个庞大的帝国体系作为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就像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所说“美国第一”，这边则是“俄罗斯第一”。如果需要自身付出太多的代价来持续给一个所谓的前帝国体系里面的国家或人群补血的话，俄罗斯可能已经不愿意承担这些额外的风险跟责任了。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前苏联”这个概念已经不复存在。

第二，与近邻之间的国与国的双边关系当然要发展，但这种发展会更多地超越双方领导人之间的气质相投，领导人个人层面这些东西越来越不重要。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在白俄罗斯这一轮国内动荡中，俄罗斯是以什么方式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的。

第三，就是在双边关系中可以做出承诺义务，但有上限。而且要再加一条，这是我的表达，这样的承诺义务必须对等，虽然不一定对称。

最后，不管是基于意愿或非意愿，接受第三方进入俄罗斯传统的近邻空间。除了土耳其这一最典型的例子之外，又不得不提中国。其实这几年，俄罗斯对于中国在中亚、北极等地区活动的态度，总体上是越来越宽松开放的，尤其是2013、14年以后。相比之下，起初俄方的戒心和阻击还是比较明显的。

当然，是不是就像特列宁先生所说的，俄罗斯从此就是进入了一个“再见帝国”的阶段，现在可能还是一个初期阶段，后续发展仍有待进一步观察。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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