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谦和 施兰茶】

前几天刷公众号，看到一篇文章，光是标题就有点意思：

这个小国指的是孟加拉。想必大家都知道，前些日子孟加拉国内发生了骚乱，哈西娜政府被推翻。而这个“84岁的经济学家”就是目前担任孟加拉国临时政府首席顾问的尤努斯。

文章里是这样形容这位经济学家的：

这位不喜欢政治的诺奖得主

将前往他的祖国

响应人民的召唤

宣誓成为孟加拉国

新的领导者

尤努斯对经济学最大的贡献是发明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小额贷款”，助力孟加拉那些拥有手艺却缺少启动资金购买原材料的贫穷妇女，并最终建立起了“为穷人服务的银行”。

但孟加拉经济真正的启动，并不是靠尤努斯的小额贷款，而是文章中提到的“学习中国”。确切来说，是学习东亚模式（所以文章标题里偷换概念这一手玩的溜儿啊）。

事实上，早在2020年以前，孟加拉国的经济增速就已经连续十余年超过5%，并有望于2026年摆脱“最不发达国家”之名，跻身“发展中国家行列”。以至于当202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孟加拉国人均GDP即将超越印度”时，印度很多人还不敢相信，原本的穷邻居，不仅追了上来，居然还实现了反超。

孟加拉国GDP在2020年反超印度

然而，一连串的意外还是接连重击了孟加拉国。先是2024年7月步入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经济失败国家”的后尘，居然向IMF申请45亿美元贷款纾困。更出人意料的是，领导孟加拉国取得显著经济成就的哈西娜政府，在2024年8月因学生抗议惨淡下台，其本人则宣布辞职逃往印度。

表面上看，哈西娜政府倒台是因为学生不满公务员配额制，加之哈西娜自身处理失当，导致一场原本针对特定议题的抗议，裂变为改朝换代的全国性政治动荡。但是，从根本的角度看，孟加拉国本轮政治骚动的根源在于其经济困境，包括经济增长失衡、贫富差距加大、政治腐败和治理失能、不理性投资导致的债务问题等。

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那样顺理成章的推测或者说预设：孟加拉国的政治骚乱正是因为其走上了“东亚道路”，认为孟加拉国的失败正是模仿“东亚模式”的失败。

那么，孟加拉国发展模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近似东亚经济体？孟加拉国经济未来路在何方呢？本文将试图解答以上这些问题。而在开始之前，有必要先说说前文反复提及的“东亚模式”。

东亚模式与经济转型

所谓东亚模式，即东亚国家和地区为加快发展而采取的系列政策。尽管“东亚”的概念定义并不确定，但一般来说包括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尽管不同研究者对于东亚模式的具体理解各有不同，但毋庸置疑的是，东亚国家发展模式相较于传统发达国家，有自身突出特色。

从政策选择上看，东亚模式最突出的特点是强调政府作用。与传统发达国家强调自由市场，将政府职能保持在“最小”限度不同，东亚国家普遍强调政府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和规划，体现为日本通产省、韩国经济企划院等经济规划机构制定的各项产业规划。

学界另有“发展型国家”概念，专门用于描述东亚国家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推动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现象。具体而言，“发展型国家”要求政府具有坚定的发展意愿和决心，在保证自主的前提下保持与市场的积极接触，并在优秀官僚体系支持下，制定并执行合适的产业政策。

除强调政府作用之外，东亚模式另一个有别于传统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特点，在于其出口导向的外向经济发展战略，以及伴随而来的产业转移和升级。

日本经济腾飞，始于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中美国的大量军需需求。得益于大量出口收益以及战后恢复重建，日本经济步入高速增长期，其产业重心也开始从农业和轻工业转向重工业。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日本自身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西方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又迫使日本将纺织、服装、鞋服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以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帮助其成功实现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的转型。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转变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贸易保护主义。相反，东亚国家地区同样通过关税等举措保护幼稚工业。只不过，为避免企业自限于国内市场而缺乏竞争，关税保护通常短期且适度。

除了以上两个最突出的特征外，东亚模式还包括扫除增长障碍。这些障碍包括硬性和软性两部分，克服硬性障碍的关键，在于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而突破软性障碍则需要投入教育卫生等人力资本，并致力于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高效的治理能力。

而从经济转型成效上看，正是由于东亚模式下的政策选择，东亚国家地区得以以相较于传统发达国家更快的速度，实现增长和经济转型，即在极短时间内实现农业就业比重的下降和工业及服务业在高就业密度下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