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R县的村庄调查情况来看，不少第一代农民工早已超过60岁，但他们迟迟不愿意返乡，他们说，“身体没问题就可以继续干。回老家也不行，同龄人都在外面找钱，连个说话的人都没得。”R县一位59岁农民工则表示：“每次一个工期在外面干久了会有点想家，但是在家闲久了又会有点脾气暴躁，又特别渴望下一个可以进城务工的机会，等到进城务工的新工期一到，就会特别开心。”

少数身体健康状况不好的超龄农民工不等政府清退，就已经自主返乡，而那些身体条件允许的超龄农民工仍然是进城务工家庭的重要劳动力，还能为家庭再生产与家庭发展发挥余热。

有观点认为，超龄农民工可以转型从事其他辅助性岗位，像保洁、保安、仓管等相对更轻松、安全的工作。一个问题是，保安保洁的就业岗位也是有限的，笔者在某一线城市郊区农村调查发现，这种就业岗位更多偏向雇佣本地人；另一个问题是保安、保洁的工资低，难以满足农民家庭的支出压力，尤其是需要还县城房贷的农民家庭。他们的现实处境决定了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

农民工的劳动安全提升机制：多元化

毫无疑问，农民工群体的生命安全是一个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而部分地区的实践案例表明，目前完全可以在不清退大龄农民工的前提下，大幅改善和解决这一现实问题。

以笔者调查的R县家政市政工程行业为例。R县大约有4~5万农民都在从事家政市政工程行业，其中空调安装维修经常需要墙外高空作业，而市政管道疏通则经常需要下井施工作业，多年来也出现过少量农民工安全事故问题，因而与建筑行业类似，具有一定的高危高风险特点。

近年，城市建筑工程行业的机械化、智能化为缓解行业安全风险问题提供了技术支撑。事实上，不仅政府一方迫切想要解决安全问题，包工头在挑选施工班组时也要求具备智能设备，而且大量农民工也在想办法购买智能设备以降低安全风险。

农民工的主要困境是缺乏资金，因为一台智能设备比如管道检测机器人的价格是一个普通农民工家庭无力承担的。然而，农民工并未因此望而却步，他们三五户共同凑钱购买一台机器人作业设备，以替代整个班组成员下井施工，目的就是为了能够保住这份工作的同时也能更安全一些。

目前R县包括大龄农民工在内的行业安全问题已经得到较大幅度改善，正如该县一名大龄农民工所言，“安全问题，现在好太多了，不怕了。”

除了智能设备部分替代人力作业方式大大缓解了安全风险问题之外，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农民工的安全问题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民工在城市并非孤立的个体，而是与具有亲缘血缘关系的亲戚老乡一起进城，许多施工作业环节也都是团队作战，相互之间互帮互助，降低风险。

正常来说，包工头是农民工的组织者，最害怕出事故，因为安全事故不仅伦理责任重大（涉及亲戚朋友），经济风险也巨大。因此在施工现场，包工头一般也会灵活分配工种，在尽量以小型机器人替代工人下井从事一些危险的施工作业之余，身体、技术好的农民工可以下井施工，而身体稍差、技术状况一般的农民工就从事地上作业，危险系数不高，当然报酬也有差异。

从为人民服务的角度考虑，相比于简单一刀切的做法，政府更应该将注意力转到工伤保险、安全培训、安全监管、欠薪治理等方面，积极支持并关心这些在市场环境中居于弱势的农民工群体。

比如由施工单位和包工头、建筑工人签订作业合同，加强安全意识与安全作业技能培训，购买统一的工伤意外保险，可根据实际情况允许适当放宽购买工伤保险的年龄限制。在一些行业发展规模较大的地区，在政府支持下还成立了行业协会，在专业技能培训、安全意识和安全作业培训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种人性化的政策，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缓解社会矛盾，也有利于在风险防范与劳动权益保障之间保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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