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据4：把1945年从“终点”挪开

日本的叙事充分证明了“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88问”在地图中连续展示1855年《下田条约》、1875年《桦太千岛交换条约》、1905年《朴次茅斯条约》以及1951年《旧金山和约》对应的边界变化，试图构成一条不断移动的日俄边界时间轴。

日方“88问”中1855、1875、1905和1951年日俄边界变化的视觉化呈现

这种视觉编排的作用，是把读者带入“边界一直可以调整”的历史感：1855年划界，1875年交换，1905年再变，那么1945年的格局是否一定是不可触碰的永久终点？在俄方叙事中，1945年是战争结束和战后边界形成；在日方叙事中，它只是漫长边界史中的一次重大转折，仍可通过和平谈判继续调整。于是，“不能改变二战结果”被转换成另一个问题：“既然历史上的边界不断变化，为什么1945年后的状态必须永恒？”

论据5：用民调证明，岛民并非“铁板一块”

随着交流扩大，日本开始频繁引用岛民调查。“88问”列出多组1990年代后期数据：一项针对国后、择捉和色丹约1000名居民的调查显示，无条件或有条件支持移交者约44%，反对者约42%；另一项针对三岛404人的调查则出现约73%支持、20.3%反对的结果。两个结果差异极大，显然会受到样本、提问方式、调查时间和“有条件支持”定义影响，不能证明岛民已经形成稳定多数意见。

然而，日方的核心诉求并不是获得“多数认可”，而是着眼于打破“所有岛民必然反对”的印象。只要能证明当地意见确有分化，就可以进一步按岛屿、年龄、职业、与北海道接触程度等因素细分受众，进而锁定那些对日本叙事更具接受潜力的个体。民调由此兼具双重功能：不仅是测量意见的工具，也是制造政治可能性的工具。

日方还注意到不同岛屿并非同质社会。色丹、国后、择捉在经济结构、人口构成、与北海道的距离以及军事存在上均有差异，因此对日本的态度也不可能完全一致。日方据此把笼统的“俄罗斯岛民”拆分成不同受众：经常参与交流者、年轻人、渔业和农业从业者、需要医疗服务者，都可能对日本产生不同程度的兴趣。这种做法已经带有现代公共外交中“受众细分”的特点——不要求一次说服所有人，而应先寻找最容易发生认知变化的群体。

俄方回应

论据1：拒绝接受日本设置的概念框架

俄方的反击首先从词语开始。日本称“北方领土”，把四岛定义为不同于千岛群岛的“日本固有领土”；俄方坚持“南千岛群岛”或“南库里尔群岛”。这并非简单的名称争执。如果接受“北方领土”这一称呼，问题就很容易变成“日本北部领土何时归还”；而使用“南千岛群岛”这一称呼，争议则被放回整个战后千岛群岛安排中。

同样，俄方努力避免日方常用的“возвращение（归还）”，改用“передача（移交）”或“уступка（让与）”。“归还”暗示俄罗斯占有了别人的土地，“移交”或“让与”则预设谈判时主权在俄罗斯一方。循此思路，俄方对“88问”的回应更侧重对问题架构的批判——他们质疑用词、分类和顺序中隐含的倾向性，认定所谓“俄罗斯人的88个问题”就是一套带有目的性的叙事框架。

论据2：把“生活选择”重新抬回“国家主权”

面对日方不断把问题个人化、生活化，俄方的核心反制是重新强调二战结果、国际法和国家安全。俄方集中讨论《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和1951年《旧金山和约》，主张日本已经在战后安排中放弃千岛群岛权利，并把苏联取得相关岛屿视为二战结果的一部分。

这其实是一场“问题层级”的争夺。日本把争端降到家庭层面，以住房、就业、医疗和生活水平降低主权变化的恐惧；俄罗斯则把它重新提升到国家层面，强调边界不能由经济条件优劣或局部短期民意决定。北海道可以更富裕，部分岛民也可以更喜欢去日本旅行，但这些事实本身不能推出国境线应当改变。双方于是形成两套不同的合法性：日方强调居民福利和治理能力的“生活合法性”，俄方强调战后秩序、国际法和国家安全的“主权合法性”。

在1951年签署的《旧金山和约》第二条中，日本正式声明放弃对千岛群岛以及萨哈林岛（库页岛）的一部分之所有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但该条约并未明确指明千岛群岛的主权应当转让给苏联且苏联（俄罗斯）也并未签署该条约，从而埋下了日俄之间关于“北方四岛/南千岛群岛”的主权争议。来源：联合国文献库

论据3：质疑日方所谓民意调查的真实性

对于日方民调，俄方更是直接在调查方法和政治代表性层面就提出了质疑。俄方认为，样本选择和提问方式具有导向性，日方放大对自身有利的个人意见，却弱化地方行政机构和代表机构的正式立场。按这一逻辑，随机受访者的态度不能取代法定政治机构，更不能直接转化为领土归属依据。

俄方的重点是深一层的反击，也是对“谁有资格代表岛民”的质疑。在日方框架里，个体受访者的态度本身就是政治事实；在俄方的框架里，居民仍属于俄罗斯政治共同体，其意见必须通过法定制度表达。前者强调个人选择，后者强调制度代表性。于是，一张问卷到底只是社会调查，还是能够被解释成领土政治的依据，本身就成为双方争论的一部分。

对于无签证交流和人道援助，双方解释更是完全相反。日方称其为增进理解的“和平桥梁”和对困难邻居的帮助；俄方则把它解释成对边疆社会的长期“心理干预”：通过利益、体验和人际交往培养依赖感与好感，逐步软化岛民在主权问题上的立场。也就是说，日本最得意的“民间交流”，在俄方叙事中恰恰成为需要警惕的政治工具。

论据4：强调日本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无法兑现自身承诺

针对俄罗斯的军事顾虑，日方辩称冷战已经结束，俄日关系不再具有过去的军事对抗性质，随着战略武器削减和双边关系改善，继续把四岛当作军事屏障已经过时。日方还表示，即便岛屿归还，也考虑限制自卫队部署甚至不设军事基地，俄日完全有可能发展成更紧密的伙伴关系。

俄方的反驳抓住了美日同盟这个不利因素。俄方认为，如果只是俄日双边问题，“限制自卫队”“不设基地”等承诺尚可讨论；但日本的安全政策并非完全独立于美国。一旦主权移交，美日安保条约是否适用、美军能否进入，都不能由东京单方面保证。俄方还援引1996年美日安全联合宣言反问：如果冷战后的军事对抗已经失去意义，为什么美日安全合作仍在强化？南千岛群岛又关系到鄂霍次克海方向的重要通道，因此俄方不可能用永久性的领土变化去交换另一国当下的政治承诺。

这也揭示了日本公共外交的结构性上限。对地方居民而言，交流越频繁，日本越像一个方便富裕的邻居；但对俄罗斯而言，莫斯科必须计算美日同盟与远东防务等长期战略风险。因此，日本的对俄传播出现了一个悖论：日本在岛民层面的影响越明显，莫斯科越可能认为外部影响正绕过正式谈判进入边疆地区，从而提高安全警惕。1990年代地方交流明显扩大，领土谈判却并未同步取得决定性突破，这正说明“社会认同改善”很难直接转化为“国家主权让步”。

 2025年俄学者新书指出，美俄全面对抗下，日本已然从美国追随者升级为亚太遏俄战略的前沿、技术与军事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