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岳欢】

近期，在哈萨克斯坦能源部公布的国内首座核电站承包商候选名单中，韩国水电与核电公司也在其中。同时榜上有名的还有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国电力集团……

既没有联合国五常的国际地位，也没有中俄欧相较于中亚的地理优势，韩国核电为何能够出现在这份候选企业名单上？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韩国入局核能赛道的前因后果。

发展核武以求国防自立

韩国最早发展核能要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也就是朴正熙时期。彼时的半岛局势跟今天截然不同，无论是在军事还是经济方面，朝鲜都要远远领先于韩国。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朝韩在边境数次爆发摩擦和交火，加上“青瓦台事件”“普韦布洛号事件”等国内外危机的发生，极大加剧了韩国自身的不安全感。

虽然韩国有美国驻军，为其提供常规军事力量和核武器保护，但六十年代日本和朝鲜都在大力发展核反应堆，韩国对此感到更加担忧。

基于这样的背景，朴正熙提出“国防自立”，并开始将民用核能转向军用核武。七十年代，韩国在“发展核武”的新理念下很快成立了相关机构，如武器开发委员会、国防发展局等，并制定了核武的长期发展计划。同时，朴正熙继续强调在外患有增无减、美国减少对韩军事支持的情况下，“国防自立”的必要性。

随着核不扩散协定的范围不断扩大，韩国的拥核计划受到了多方面阻碍，美国的不支持是最主要的原因。最终，韩国才刚刚起步的核武计划由于核原料进口渠道被切断，在多方的运作和施压下被迫放弃了“核武梦”。

1979年朴正熙遇刺后，韩国政府也没有再提出拥核的想法，但短暂的核武自主研发为韩国积累了大量的核技术人才以及核电研发设施，并为日后韩国的核能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了九十年代，韩国政府正式制定国家核电发展计划，并投入大量人力、资金和政策扶持。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韩国对核电的自主研发更是迅速发展，包括向其他国家大力出口“APR-1400”型反应堆、提供核废料后期维护服务等等。

2009年，韩国与阿联酋签订价值400亿美元的核电站建设项目；2013年，韩国同约旦达成协议，获准为后者建设首座核研究反应堆；2015年，韩国向沙特出口两座“SMART”核反应堆……

随着韩国“走出去”的核电产品越来越多，“安全性高、价格实惠”成为国际市场对韩国核电产品的好评。

然而，韩国在国际核能舞台上连创佳绩的优异表现，却在文在寅政府的“脱核”政策下遭遇当头一棒。

从“核电强国”到“全面脱核”

如果要理解“脱核”，首先需要回答为什么我们要发展核能？

过去我们使用的主要能源类别是化石能源，包括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化石能源的弊端有二：一，化石能源的不完全燃烧会产生甲烷以及其他温室气体，造成气候问题和环境污染；二，化石能源是一次性能源，其不可再生性导致人类面临难以可持续发展的危机。

核能作为清洁能源，可以完美解决化石能源低效、高污染的弊端，同时相对于风能、太阳能这些可再生能源，核能的发电量更高、运行成本更低。所以尽管核能同样属于不可再生能源，但核能自身的优势非常明显，因此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国家依然致力于发展核能。

那么，为什么文在寅政府要提出“脱核”呢？

一方面，核反应堆的放射性废料处理始终是一个问题，目前国际上普遍使用“深埋”的方式处理核废料。但这种处理方法并不是完美的，对土地的污染和占用使得韩国本就吃紧的土地资源问题更加恶化。

另一方面，核能的武器化以及核事故的灾难性后果使人胆战心惊。其实要论“脱核”操作，还是要数德国。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于反对核武器而诞生了至今仍在影响德国政坛的“绿党”，而这种对核能武器化的恐惧一直延续到今天。2023年4月，德国关停最后三座核电站，标志着德国正式告别“核电时代”。虽然许多国家反对德国这种极端的“去核电”政策，但像意大利、瑞士等欧洲国家同样也走上了“脱核”之路。

2023年4月15日，德国关闭了最后三个核电站，图为最后关闭的内卡韦斯特海姆核电站。路透社

只要发展核能，那么核工业的人才储备和相关设施打造就是必不可少的，这使得核武的发展始终存在可能，而“脱核”则能够彻底斩断核能武器化这条路。

文在寅当时也有这方面的考虑，毕竟这位“光华门总统”意在推动南北对话，在其就职仪式上便提出“若条件允许，愿意前往平壤进行访问”。

但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因为核能发展过程中伴随的风险，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承受的。如果说切尔诺贝利事件加强了欧洲诸多国家“脱核”的决心，那么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就是文在寅政府决定“脱核”的直接导火索。

2016年，文在寅在观看完核电站灾难片《潘多拉》后声称：

“世界上核电最密集的古里地区半径30公里以内生活着340万人，万一发生核电事故，将是最严重的灾难”，“要阻止核电站的追加建设，今后韩国要成为脱核的国家”。

2016年12月18日下午，当时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中）在釜山镇区一家影科馆观看核电站灾难电影《潘多拉》后发表致词。

文在寅的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在该电影上映的三个月前，韩国庆州（近釜山）发生了两次地震，分别是5.1级和5.8级，后者也是朝鲜半岛自1978年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自然地震。

随后，位于庆州的月城核电厂全部停工接受检查，所幸未受影响。

5.8级的地震已经足以让韩国人吓出一身冷汗，更何况福岛的9级地震呢？

实际上，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李明博总统即下令对国内核电站进行全面检查。

2011年4月13日，古里原子能总部1号机组因电气设备故障停止运转后，在韩国造成“恐核”情绪扩散。古里1号机组曾在2006年前后也曾发生故障，因此要求古里1号机组停止运转的舆论不断高涨。

2011年4月20日，由于持续的不安舆论，政府表示为了确认1号机组的安全与否，将停止运转，进行为期1个月的安全检查，并表示为了应对日本西部地震引发的海啸，将在东海岸地区核电站追加建设防波堤。

2017年6月，韩国决定关闭古里1号机组。第二届核安全峰会主席国韩国以福岛发电站事故为教训，将核电站的防护和核安全相关内容作为会议议题之一进行了讨论。

由此可见，福岛核事故对当时韩国造成的心理阴影之深，也难怪文在寅上任后便马不停蹄地给韩国核能发展降温。

被现实击碎的“脱核梦”

2017年韩国的电力结构中，煤电占43%、核电占27%，而可再生能源发电占7.6%。文政府设想通过逐步削减核电比重的方式，在2060年完成“零核能”的目标，具体来说就是逐步关闭核电站，从下图可以看到文政府执政期间共推进关闭10座核电站。

“脱核”政策下上届政府推进关闭的10套核电机组。左栏是“运行许可终止日”，中栏是“核电机组名称（用量）”，右栏是“再启动的计划时间”。资料来源：韩国水电与核电公司

在削减核能的同时，文在寅政府也希望逐年提高可再生能源占比，预计于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占电比重增至20%，到2040年增至30%到40%。

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文政府的“脱核”主张显然有些不自量力了。

下令中断核电机组运行后，韩国国营电力公司光是在2018年上半年的亏损就达到8147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9.5亿元），为六年来经营状况最差。

同时，供电需求的有增无减，迫使韩国不得不进口更多的煤炭、天然气以弥补核能缺失，然而这部分价格最终还是落在了韩国消费者身上，从而引发民众的不满。这是文政府推行“脱核”的最大阻力，也是韩国能源结构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2021年9月的韩国民调数据显示，在1000名成年受访者中有72.1%支持使用核能，反对者为24.3%，另外69.9%赞同保持或者扩大现有核电厂规模，72.3%相信核电是安全的，81.5%支持恢复已被中断4年之久的“新韩蔚3号”和“新韩蔚4号”核电机组的建设。[1]

重重压力下，最终文在寅的“脱核梦”伴随其任期的结束宣告破产。

尹锡悦上台后，全面取消文在寅政府制定的“去核电”政策，重新启动暂停的核电反应堆。然而，数年的“脱核”对韩国核电发展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不少核电反应堆的重启时间都被推到2025年以后。另一方面，2016年韩国核相关工作人员的人数为2.2万人，而到了2020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1.9万人，下降了近14%。

尽管如此，韩国核电还是在逐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