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对外嫁女的保护

在前往珠三角调研之前，我也认为珠三角的外嫁女问题十分突出；去了之后才发现，情况比我想象中的好得多。我去的两个地区，几乎所有干部群众都认为外嫁女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地区的A村曾经是外嫁女问题最为突出的村。在该村推动旧改之后，每个人口可以获得数十万赔款，外嫁女群体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争取自己的权益，当地政府严厉要求彻底解决外嫁女问题。在多年的综合治理之下，现在A村村民已普遍承认，女儿也是同姓人，获得平等收益理所应当。

第二个地区的B村在2010年后开发加速，外嫁女开始争取权益。村干部主动引导外嫁女向当地法院起诉，他们认为“直接表决肯定通不过，村民的工作我们也不好做，但是引导她去上诉，按照法律她肯定赢。她一赢了，我们村干部好拿着这判决顺势引导大家重新订村规民约。”后来更新的村规民约果然赋予了外嫁女同等权益。

可以看出，土地利益越是密集，外嫁女越有维权的动力，而外嫁女维权的行为又会推动进一步的平等分配。同样一个村子，征地、旧改比常规的分红更能推动外嫁女去争取权益。

为什么外嫁女能够维权成功？为什么当地会为此成立专门部门并基本解决外嫁女问题？关键原因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土地承包法》《妇女权益保护法》等多部法律明确规定了集体所有和男女平等。正因为土地是集体公有的，相关利益分配就不是与国家无关的私域，而是公共事务；正因为这种公共性，外嫁女才有了可以争取的说法，才能以法抗争，当地政府也有介入的正当性。

假设中国未经过土地改革和集体化，土地仍由家庭私有，那么国家将没有理由干预这种传统单系继承的民事习惯，法权安排也只能承认家长对家庭财产的分配。

可以对比的是我国香港地区的“丁屋政策”和台湾地区的“祭祀公业”，这两个地区的正式法律都明确维护传统继承习惯。丁屋仍是以男丁为权利主体，2021年11月香港终审法院裁定丁屋政策符合《基本法》第 40 条所说的“‘新界’原居民的合法传统权益”，应当得到保护。台湾《祭祀公业条例》 2007 年出台，其第四条规定，派下员（继承者）是男系子孙（包括养子），女儿、养女、赘婿都需要派下员三分之二以上书面同意或者派下员大会多数表决通过才能成为派下员。

因为和港台尤其是香港的联系较为紧密，我们访谈时经常听到受访者对比香港的丁屋政策。许多女性表示，虽然外嫁女争取权益之路有些曲折，但是相比港台的女性，她们已经是幸运的了。

香港丁屋（资料图/港媒）

三、外嫁女权益保护与集体产权改革的方向

从集体所有制出发，外嫁女权益保护问题的解决，或许能为集体产权改革提供一些启发。

一是应当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公有性。

包括股份制在内的集体产权模式绝不意味着一分了之，只有保证集体的公共性，包括外嫁女在内的群体就可以表达其权利诉求。农村集体土地具有社会保障的面向，不止是一家一户的私事，国家也有责任维护这种社会保障的平等性。

二是应当重视集体产权改革和治理有效的衔接，以切实保护妇女权益。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成员身份的确认既要得到多数人认可，又要防止多数人侵犯少数人权益，切实保护妇女合法权益。许多地方在移风易俗过程中，通过民主动员重新修订村规民约，达成了“外嫁女也是自己人”的新共识。珠三角地区，许多村庄开始允许外嫁女参与“太公分猪肉”的仪式。换言之，集体产权改革涉及到村庄利益分配，应当尤其注意动员治理资源推进移风易俗。

三是对全国普通农村来说，要特别重视土地二轮延包，解决历史包袱，不能简单一延了之。

在许多村庄，因为限制土地调整和土地确权，土地既有分配格局和现实人口状况脱节。例如某位女性结婚，双方商量在男方村庄生活，继续耕作娘家村集体的土地已经不太可能，而婆家所在村集体因基本确权确地，不能调整土地为其增加相应份额，这种情况下，女性就容易陷入两头空的困境。

因此，人口变动太大的地区，在保证男女平等等基本法律原则的基础上，要给予地方重新调整的权限，以解决土地权益分配显著不公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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