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尹辉煌】

近日，“湖南一村明确出嫁女不参与分配”一事上了微博热搜，随后引发外嫁女是否应分地的热议。

实际上，近年来，外嫁女问题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比如，2022年夏天，千千律师事务所农村妇女权益保护项目的主管林丽霞在一讲座上分享了她们的维权实践，吸引了众多支持；今年11月初，最高检、全国妇联联合发布6件典型案例，旨在通过强化行政检查监督，保障“外嫁女”合法权益。

所谓“外嫁女问题”，指许多女子结婚后并未迁出户口，但是其成员权益在土地利益分配上却被限制或取消。外嫁女问题涉及传统乡土习惯、婚姻制度、土地制度等方面，是许多地方的治理难题之一。

某村关于土地征用分配款分配方式的公示（图/《中国新闻周刊》）

从全国来看，珠三角地区在集体土地开发和集体产权改革问题上具有典型意义，外嫁女问题也较为突出。今年5月、7月，我两次前往珠三角调研，外嫁女问题是调研主题之一。令我惊讶的是，一直被认为是外嫁女问题重灾区的珠三角在外嫁女权益保护上取得了瞩目的成绩——我调研的两个地区，基本上逾90%的外嫁女获得平等成员权益。

一、土地利益密集化后集体成员权问题

在传统的乡土中国，家庭财产继承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共有，即通过财产的共同所有来维系家庭的运转，女性当然是其中之一；其二是单系，家庭财产继承以父子关系为主轴，女性一般外嫁加入丈夫的家庭的共同产权单位。

现代中国保障男女平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外嫁女问题愈发普遍，具体说来，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外嫁女问题越突出。

一是因为女性对权利平等的期待寄托了更为密集的利益。

从国家法律赋予的权利来说，普通中西部农村的女性和东南沿海农村的女性没有区别，但是前者的耕作利益低，按人均一亩三分来算，地租也不过数百元，行动驱动力相对较小，而东部沿海地区，集体土地不仅可以出租，还可以被高额征收。以我调研的珠三角的两个地区为例，集体土地租金分红人均每年从数千到一万多不等，一旦征地，集体成员普遍人均可以获得四五十万。

二是因为经济较好的地区往往是本地婚姻圈。本地能够提供充分的务工机会，女性结婚之后和娘家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保留本村户口的可能性更高。

我在珠三角某村发现，因为该村的中小学学位充足，教育质量较高，所以女性结婚后也不会外迁户口，子女也留在本村，开始和土地增值收益无关，直到有一年土地征收，外嫁女开始意识到可以争取。

再就是因为经济发达地区的土地利益具有可分性。土地已经告别农业生产，而是虚拟的股份分红，女性完全可以在外地工作，同时享受集体分红。

同样是东部发达地区，珠三角的外嫁女问题之所以受到更多的关注，主要是因为相对于江浙沪地区，珠三角地区的农村工业化开启得更早——以笔者调研的两个地区为例，第一个地区的工业化始于1980年代，由村级主导，而第二个地区工业化始于2000年后，政府主导的大工业园模式更为突出——因此地租经济特色较为明显。

外资涌入，集体将土地打包出租给“三来一补”产业（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与“补偿贸易”）就可以坐收地租。在广州、佛山，村级工业园用地面积往往占工业用地的三成以上。

也因如此，家庭生计对地租的依赖水平更高。江浙沪地区的本地创业者十分常见，而珠三角地区的“包租公”形象更为突出，集体成员对于地租分配问题更为敏感。在调研时，许多受访者都表示最大的担心就是人多了，“钱就分薄了”。

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蛇口工业区（资料图/新华网）

此外，珠三角地区的宗族性更强，内外有别的观念更为牢固。

珠三角地区同族聚居现象较为突出，同姓村比例较高。往往一个村民小组是一个经济社，内部有一个同姓祠堂，根据同宗不婚的传统，女性往往外嫁。加上各种祭祖、赛龙舟、游神等公共活动，自己人认同得以持续再生产。

我在某个村访谈外嫁女及其子女问题时，就有村民对落在本村户口的外嫁女子女享受同等待遇普遍不满。他们认为：“我们都是一个姓一个祠堂的，外孙外孙女是其他姓的，如果他们以后发达了，回来要建其他姓的祠堂，我们祖业不就没有了？！”

从实际情况来看，外嫁女问题主要是土地增值预期下成员权益纠纷问题中的一个子类。这种所谓“自己人”的模糊问题还包括很多方面，比如我接触到的其他情况：

1.空挂户。比如有外地人在本地长期生活，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生活便利而成为本村户口，本身不承担任何集体权利义务。

2.迁出户。本村人当年为躲避税费而主动将户口迁往城镇，在后来土地利益显现后，他们又将户口迁回来，试图争取利益分配。

3.入赘。独女户招赘，其丈夫能够享有相关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