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神话的束棒

美国大选的结果还有两个月就会揭晓。在那之后，美国将走向何方，世界将走向何方？2018年我们办讲座《俄罗斯与西方：何去何从》，请了两位嘉宾，一个是俄罗斯的杜金，一个是荷兰的罗布·里曼。杜金我在《战斗法师》那期介绍过，里曼是组织辩论会的，比较典型的欧洲人文主义学者。

观众听完一边倒地觉得杜金比较有意思，里曼到也不介意，送了我一本小册子，《与这个时代抗争》，讲的是法西斯主义回潮。我很不好意思告诉他，荷兰最大的新生代右翼民粹领袖，被他唤作法西斯的蒂埃里·鲍德，早年也曾是我们的座上宾，而且讲完效果似乎也比他略好。

简单来说，里曼认为法西斯就是恨，得靠人文主义的爱来疗愈。但这恐怕还不是问题的本质。法西斯的本意是束棒，一束棍棒被皮条拉紧，团结在一起，产生十根筷子掰不动的效果，中间插上象征权力的斧头，就是法西斯。谁的权力大，谁配享的法西斯就多，普通独裁者配24根，凯撒大帝三合一72根。

所以它是权力象征，这跟恨有什么关系？恨意味着敌我分明，誓不两立。谁是敌谁是我呢？可以是平民vs精英，本族vs异族，最省事的当然是本族平民vs异族精英。因为内病外治最简单，没什么好说的，战吧，为世界清理人渣，在下万死不辞，请大统领下令吧。这就是学术上描述法西斯的几个特征，极端民族主义、群众运动、集权统治、外征内压、高度暴力，来维护世界“应有”的层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大教堂”里的建制派，面对懂王、万斯、班农、雅文、兰德、蒂尔的时候，会说你们全员法西斯。就好像在赵宋眼里，带头大哥晁盖王、人脉通达宋江后、狗头军师吴用马、动力源泉李逵兵、神秘主义公孙胜相和风投天王柴进车，全员反贼。反贼有句话真相了，你的皇帝姓宋，我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只反皇家不反帝制，甚至会更卖力地维护统治秩序。

所以我们与其盲人摸象，照着法西斯特征清单一个个打勾，不如回到现代法西斯主义的开山鼻祖墨索里尼，问问他当初为啥背叛马克思，就知道什么是法西斯。没想到吧，早年的墨索里尼也是革命党，他曾经流亡瑞士，据说还见过列宁。当时的他还支持国际主义阶级斗争，反对意大利军国主义。他从左到右的转变，根本原因是抛弃了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所以他理解的阶级，完全是另一种东西。

阶级是个社会经济双重概念，马克思强调经济的一面，韦伯强调社会的一面。但它不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特殊现象，而是贯穿了古代文明。公民与奴隶、种姓与贱民、贵族与平民、地主与农奴，都和工人与资本家一样，是阶级矛盾存在的例证。所以人们很容易剥离生产关系去讨论阶级，认为阶级是通过传统、利益和政治观念团结在一起的家庭组合。

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倒果为因，但经过这番魔改，革命的锋芒就不再对准资本主义体系本身，而是转嫁到“他者”头上。承受暴力的“他者”是谁，取决于施加暴力的主体是谁，往往就是一个社会的武士阶层。通过对外军事扩张解决社会内部矛盾，是印欧游牧文明的古老传统（kóryos），印度刹帝利、希腊矛盾兵、罗马百夫长、日耳曼男人帮、维京狂战士，包括大航海时代的西班牙次子团，都是如此。站在征服者的角度，历史属于活下来的人。

墨索里尼在瑞士痴迷两个人，一个是死去的尼采，一个是活着的帕累托。就是那个二八原则、帕累托最优的帕累托。作为贵族后代，他有个精英替代理论，认为改朝换代的根本动力，来自精英内部的相互倾轧，跟人民群众没有半毛钱关系。也就是说，上等人负责用神话给社会洗脑，下等人只用盲从就好，一睁一闭一辈子，这就是历史。

在那以后，收军火商的嫖资的记者墨索里尼，彻底与左派决裂，认为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就等于维护意大利民族，就等于维护所有意大利人。法西斯这套神话，就是要让打工人相信，他们和老板，只要都右手高举复兴古礼，就同属高贵的雅利安民族，都是伟大的人上人，既然都人上人了，兼爱非攻自然就说不通了。

这就是罗马cosplay赋予法西斯的意义。面对汹涌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哪怕在文化偏好上靠左，还是会支持法西斯。因为它的根本使命，是将资本主义从其不可避免的自生危机中拯救出来。法西斯是抽象的群众运动，它的基本单位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想象的共同体。厌恶群众的资产阶级的激进派通过提线木偶搬弄民粹，为的是跳过科层化的管理层和固化的制度，直接向群众寻求授权，然后再把他们一脚蹬开，接管政府，集中权力，让资本主义加速到反人类的地步，用束棒来维持系统的鲁棒。那是一种对湮灭的欲望。

增长与去增长

今天的资本主义，毫无疑问深陷于巨大的危机。我们看到的种种现象，新反动派、加速主义、技术封建、新法西斯，都是对于这场危机的回应。你仔细听，它们在用各自的声音，咆哮同一句话，救救资本主义。他们的矛头，无一例外，全部对准社会主义，或者说，对准大多数人。

我们大多数人不喜欢掌握文化霸权的西方白左，批评他们虚伪矫情，于是跟白右共情。但记住白右不会跟肥皂佬共情，他们借着反白左的文化战争，给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脱敏，实际上只是在捍卫资产阶级政权更大的政治正确——强者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抨击对手哈里斯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

哈里斯当然不是，但不妨碍她所代表的绿色环保型资本主义遭到受强人引领的先进科技生产力的抛弃。白右的常见话术，是对白左妖言惑众、国将不国的悲愤，他们缅怀过去的辉煌，痛斥当下的堕落，高呼让XX重新伟大。如果你问他，西方上一次伟大是什么时候，多半会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而不是新自由主义财富激增这四十年。

他们对这四十年的批评，在于西方主动放弃了增长，自己选择去工业化，才把机会给到了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放弃增长呢？首先，增长从何而来？人类在天地间行走了上百万年，为什么直到最近两三百年，财富才出现爆炸式增长？因为资本主义。很多人认为它只不过是一种制度选择，但其实资本是有生命的，资本的生命来自商品的交换价值，简单说就是一个东西不是做来用的，而是做来卖钱的。卖更多钱，实现资本的增殖，就是资本主义的目的（M-C-M）。

一切不以增殖为目的的财富都不叫资本，叫零花钱。资本家必须把财富不断用于投资，追求更高效的生产，来维持自己的竞争力，也就是资本的生命力。资本主义只在乎资本，不在乎人。当人用资本的指标取代生命的目标，就成了系统的同构体，仓鼠与跑轮合二为一，剩下的只有动力系统。

什么意思，我们所熟悉的各种经济指数，都是在衡量资本主义的健康程度，而不是人的幸福水平。比如GDP=消费+政府支出+投资+净出口，每一项都关乎经济活动的有无和规模大小，而无关乎质量的优劣，无关乎分配的公平，无关乎生人类的福祉。我们只是相信，有了更高更快更强，更大更轻更薄，人自然就会变得幸福起来，好比在地铁里刷视频，想必比读书快乐。所以资本主义要求人类社会不断增长，不断拉高GDP。

然而，人类商业周期跟地球自然周期相比，实在太短了，研究资本的回报率，不会考虑这种经济活动是否对生态造成不可逆的损害。所以人类在资本主义的指挥下，挥霍自然资源。直到有人提出生态经济学。1971年，罗马尼亚数学家乔治埃斯库-罗根写出了《熵的定律与经济过程》。熵就是系统的混乱程度，就好像房间越来越脏，垃圾越堆越多一样，熵只会越来越大。应用到社会层面，人类所有经济活动，都是在截取能量，供自己消费，比如吃饭，就是太阳能和化石能源，转化成生物能，最后排泄一泡污，再利用效率不高，这就属于典型的低熵变高熵。

世界尽管能量守恒，但许多变成了无法利用的熵，如果有用的能量耗尽，则人类灭绝。所以生态经济学的基础，是对新古典和马克思两个经济学派的批判，提出要避免日益严重的生态灾难和经济动荡，就不能把自然资源仅仅看做外部因素，不能痴迷于增长或者资本的增殖，因为人类欲壑难填，而地球覆水难收。

很快，乔治埃斯库“找到了组织”，罗马俱乐部，一个经合组织国家领导人、科学家、企业家、经济学家在意大利成立的全球问题论坛。它的第一份报告叫《增长的极限》，核心观点很简单，地球资源有限，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得通过去增长运动，减少能源和物质消耗，让人类主动适应地球的承载能力，尽量延缓资源枯竭之日的到来。

这番转变，如果归根结底的总结，就是经典力学的世界观，向热力学的世界观转变。谈何容易！毫不夸张地说，整个现代世界都建立在经典力学的世界观上。它不光从技术层面奠定工业革命，更是用质量、力和速度去解释万事万物，把世界变成了一部巨大的机器。上升到思想层面，就是以经验证据和系统推理为核心的科学理性。如果一切问题可以靠逻辑寻找答案，那么就可以通过高度理性的顶层设计，解决所有社会问题，最终臻于至善。

向前进，不光是社会主义等左派的信念，也是整个现代世界的基础。问题是，遇到瓶颈，前进不动怎么办？还记得蒂尔的名言吗？我们想要的是飞行汽车，得到的是140字字数限制。不用纠结eVToL已经实现，你懂我意思就好。作为右翼资本家，他的沮丧和愤慨在于，资本主义为了自我延续，通过资产阶级进步派向左翼妥协，用低效的洗绿操作自废武功，耽误了打破封闭系统的机会，所以人类迟迟没有实现太空殖民，去祸害其他星球，因此就改变不了万物增熵的本质。

这个观察是对的，确实在存量竞争、零和博弈的困境中，资本主义越活跃，人类就越早灭亡。当前世界的大多数紧张局势，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能源禁运、信息封锁、人才抢夺、四处占矿、产能输出，归根结底都源于这个问题。

以谁为主体

如何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不同的应对方式。社会主义说到底，是一种经济民主制，让大家对如何参与经济活动，有发言权。也就是说，真的得以人为本，那么我们就可以对经济活动更有选择性，更重视物品的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简而言之吊打消费主义，远离商品拜物教，脱离资本的同构体，从追求增长，变成追求生命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

而资本主义的解决方式，一种是为垄断解绑，给技术加速，最终血肉苦弱，赛博飞升；另一种是崇尚暴力，输出战争，让生命回到污秽、野蛮且短暂的自然状态。

两者都不是真正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两者都需要先后退一步蓄力，再不择手段地前进。我之所以做这么个系列危言耸听，都是在好奇一个问题，什么是世界的方向，什么等在我们前方？如果只有躯壳、没有器官，只有触手、没有情感，只有束棒、没有人民，那我们应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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