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6日的一篇报道表示，全世界至少有十几家制药公司正在为新冠肺炎研制疫苗或抗病毒药物及其它治疗方法而努力，但这些制药公司表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参与疫苗研发的一家制药公司高管表示，疫苗的投资成本高达8亿美元。其次，即便加快这一过程，也需要一年多时间才能获得批准。葛兰素史克全球疫苗部的首席医疗官托马斯.布鲁尔博士表示，疫苗研发至少需要12-18个月，这意味着对于当前的严峻形势至少是对于中国来说不会有任何益处。美国药企吉利德两名高管表示，为已经生病的病人寻找治疗方法比给健康人注射疫苗会更快地获得药物批准，与疫苗相比，治疗药物的临床试验规模可能更小，持续时间更短。

按常规的疫苗开发流程，无法在短时间内开发出可用于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如果非要尽快拿到可用的疫苗来救急，那就只能特事特办，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说了算。特事特办，就必然有所取舍，“取”是为了证明疫苗大致有效，“舍”则是简化验证的过程。

常规的疫苗开发流程，要求充分证明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这其中最难的是“充分证明”这一点。疫苗的有效性往往要经过大型临床实验的检验，可能需要纳入数千被试者，等上一、两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充分证明疫苗的预防效率。在救急的前提下，不能要求“充分证明”疫苗的防护效率——因为充分证明所需时间太长。一个可能的策略是，用替代性的临床标准加以验证。比如，只要接种疫苗的被试者，有很大比例产生了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中和抗体，就可以大致判定疫苗有效。如果用上述替代性的标准进行简单的验证，有两三个月时间就可能得到初步结论。

常规的疫苗开发流程，证明疫苗的安全性也需要大样本临床试验和较长的时间。从历史数据来看，某些疫苗的不良反应率很低，只有在大样本临床试验的前提下才能发现。比如两三千人里面有一例严重不良反应。如果要在短时间拿到可用的疫苗，就不可能使用成千上万人的样本量来排除一切可能的不良反应。

常规的疫苗开发流程，还需要制定非常精细的生产工艺流程（业内称为CMC，chemistry，manufacturing and control）。一般来说，如果生物制药企业能在12个月内完成生产工艺流程的开发，已经属于业内顶尖水平。因为生产工艺流程的每一个步骤和细节，都需要精细的验证。比如，疫苗可能是细胞生产出来的，那么细胞培养使用什么生物反应器，生物反应器设置什么参数，使用哪些培养基，衔接哪些下游纯化工艺，都需要用大量实验数据来验证。如果连12个月都等不了，那就只有省略一些验证环节，采取拿来主义的方法，尽可能借鉴已有的相似的流程，按照“能用就好”的思路把生产工艺尽快打通。

针对新冠肺炎，已有多个国家对病毒分离，疫苗研发以及治疗方法开展了研究探索，世界各国能否通过合作共享进一步加快治疗和预防技术的开发？对此，笔者认为，各国科研人员存在合作开发的可能性，但不能高估其作用。生物制药是现代工业文明中最高端的技术领域之一。只有基础科学研究极为强大、中高端人才众多、资本也比较活跃的国家和地区，才能支撑得起生物制药产业。纵观全球，真正拥有生物制药产业的国家和地区，也只有美国，中国，欧盟这三大板块，加上日本等极少数国家。在“第一梯队”的国家之间，开展有意义的研发合作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但不宜对此抱有过高的期待。

就在今年1月28日，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学系主任利伯（Charles Lieber）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逮捕，“罪名”是他曾从武汉理工大学—哈佛大学纳米联合实验室获得174万美元来源于中国政府的科研经费。在业内享有崇高威望的美国学者，只要和中国沾个边就能被安上个“里通外国”的“罪名”，由此可见，美国政府现在对于与中国的科研合作已经风声鹤唳到何种程度。在这种政治风向下，指望美国政府支持美国科研人员与中国携手抗击新冠病毒，未免过于乐观了吧？

所以，寄希望于“外援”的思想绝不可取，立足自主研发的技术成果抗击疫情才是正道。中国在恶性传染病领域所做的基础研究工作处于领先地位，相信中国医学科研人员能在应对新冠肺炎的战场上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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