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这所台湾高校在对美交流上依旧将自己定位成“文化中国”的传播者；然而，中华文化的与时俱进绝不可能只停留在1949年，其后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在中华大地上的冲突、调适与融合，不仅是14亿中国人数十年来所共同经历、面对的重要课题，更是中华文化仍历久弥新的动力来源。

倘若学员们想要一窥中华文化的全貌，并将其活学活用于当代社会里，例如大陆时下当红的线上考古现场直播、古文物题材电视剧热播，以及线下开发、贩售文创商品的“三结合”，使传统文化更加立体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而仅在台湾一隅学习不免犹如以管窥天，缺乏与实体对象与文化氛围的亲身体验交流，这也是在台湾学习中华文化的局限所在。

中文班的实情：非常规系所的推广课程

台湾师范大学表演艺术研究所教授夏学理认为，无须过度吹捧“哈佛北京书院”的重要性，因为该书院不过是哈佛大学“教育推广部”（Harvard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ucation）之下的“哈佛夏日学院”（Harvard Summer School）所提供的一个暑期专班而已，根本不是哈佛大学开设的常规性课程，也没有将参加资格限定在哈佛大学学生内部，而是欢迎全球各地、各个年龄层的有志学习者报名参与。

既然该书院课程不那么重要，又没有设定许多严格的门坎，何以要从北京转移到台北举办呢？

就读台湾政治大学国发所的博士生、中文教师季宇琦指出，这是由于新冠疫情爆发后，中美文化教育合作的规模被迫缩减，过去“哈佛北京书院”号称能提供学员在中国大陆各地进行为期一周的实地调研，如今只能改成线上进行；而已逐步开放边境管制、又拥有中华传统文化底蕴的台湾，自然成为理想的替代方案。

季宇琦继而表示，“哈佛北京书院”的教材向来由哈佛大学自行编写，师资由哈佛培训，中文课程也与哈佛大学本校衔接，完全由哈佛大学自主、不受干预，与绿营声称的“政治自由、社会多元”毫不相干，一旦未来美国疫情控制得当，书院活动迁回北京举办也不无可能。

综上所述，台湾曾经在冷战期间扮演西方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尤其特别侧重于历史文化领域，在后疫情时代台美重新加强往来互动，自然也会是回复到冷战时期着重“文化中国”的范畴上。

美国青年通过课程活动在台学习了中文和中华传统文化，却有可能强化了自清末以降白人对东方的既定“想象”；台湾青年则是在增进英语口语表达能力之外，再次强化了“美国代表世界秩序”的迷思。

而课程中要是缺乏对现当代中国大陆走出“一穷二白”的经验介绍，或不去理解大陆社会如何调和传统文化与现代性间的矛盾，台美青年恐怕也会因信息不对称产生误判，终究是戴着有色眼镜去认识、误解大陆。对中美关系而言，长远来说都不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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