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全面创制的典章制度自觉：全面深化改革的“革故鼎新”与传承发展的“损益之道”

充实之最大者乃是要最终上升到制度层面。新中国成立75周年前两个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要与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历史意义连在一起来看。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的深远历史意义要放到文明论、政治学的视野中才能有更深刻的认识。

《决定》共提出300多项重要改革措施，都是涉及体制、机制、制度层面的内容，其中有的是对过去改革举措的完善和提升，有的是根据实践需要和试点探索新提出的改革举措，总体都是以制度建设作为主线，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动态过程中的不断完善与发展，这些充分体现注重全面改革。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之“全面”，在根本上意味着“全面创制”与“立国规模弘远”，其全面创制之全面性的制度完备、体大思精之要求，一如三千年前的周公制礼作乐，两千年前秦朝确立的郡县制以及“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

“深化”体现的制度的继续完善和发展，意味着中华文明强调的典章制度自觉。典章制度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制度体系，典章制度自觉也就是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制度意识、制度思维，也是中国传统政治学之核心所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所具有的全面创制与典章制度自觉的文明意义，其所指向的是中国未来千年制度，而不是一时一地。

中华文明数千年不曾断绝新华社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再到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可以看出三者的连续性。全面深化改革充分体现了中国文明“革故鼎新”与“集大成”的文明传统。

全面深化改革的“革故鼎新”与“集大成”的中国文明传统，要与去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的“第二个结合”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第二个结合、对中华文明传统的传承发展，体现的是孔子所说的损益之道。

孔子弟子子张问孔子：“十世可知也？”孔子回答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百世为三千年，孔子距今两千五百多年，两千五百多年后的中国可知者，乃是如毛泽东所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又说：“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拿历史来教育最有效力了”。

百世可知者，就是今天的中国政治、经济依然是中国文明一以贯之的德性政治、德性经济传统。中国社会主义的德性特质、国际主义与儒家的德性特质、家国天下共同体意识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所以社会主义在欧洲产生，在其发源地式微，却在中国发扬光大，正是因为中国有社会主义发展的深厚文明土壤与政治社会土壤，中国社会主义是对中国文明德性传统的传承、发展。

六、新中国、新时期与新时代的集大成、新道统建立：开中国下一个千年新局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新时代，这三个历史阶段一以贯之的，一方面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发展与定型，另一方面是现代中国新道统的建立，政治制度的支撑乃在于文化价值，文化价值就是中国文明传统强调的“道统”。中国共产党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始新道统的建立，新时代同时强调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制度创新与文化创新，念兹在兹者正在于新道统的建立。

新中国建立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团领导中国人民走出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最终会上升到道统这一具有普遍性文明原理的高度。充实而有光辉之“光辉”的本质就是文明、道统，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意义，其“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将开中国下一个千年新局。同时针对过去五百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给世界带来破坏社会、破坏生态的灾难，带来的不公正、不合理秩序，中国将提供新的文明想象，提供更为公平、正义、合理的新文明秩序。

新中国成立75周年具有全面创制的文明意义，将一穷二白的旧中国跃升到“充实而有光辉”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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