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这么喜欢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中国史书，是因为他有很多思想制度的创新，其实是从中国历史上活学活用、化用而来的。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是真正意义上的“古为今用”。中国古代的思想资源在毛泽东那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地高度主动地作用于今天的思想、制度创新。可以说，毛泽东是在实践上最早开始践行第二个结合，新时代则是在理论上高度自觉、明确地提出第二个结合，这正是中华文明“行”之后“知”、行中出真知的伟大传统的深刻体现。

今年的9月9日是个特殊的日子，是毛泽东逝世47周年的日子。我们缅怀伟人，第二个结合正是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继承与发扬光大，诚如《中庸》所言“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民族、国家的大忠、大孝。

所以理解中国的发展，不能只看表面，在深刻解释当下的鲜活实践的同时，还要看到这些实践在深层次隐藏的文明根源。所以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也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高度文化自觉与政治成熟，在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定型的过程中，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的连续性，也是一个曾经在学界有过争论的话题。是不是可以从“两个结合”的角度，解释这种连续性？

谢茂松：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时，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强调二者的关联性。

新中国成立之后，要把中国从一个农业文明国家变成工业文明国家，前30年发挥了很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举国体制下，建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还有一个初步的国内统一大市场。我们今天讲国内统一大市场，不是说突然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而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已经开始在慢慢塑造了。

此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的受教育水平空前提高，培养了一批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产业工人，而农民在集体化过程中组织纪律性也得到提升。改革开放的时候，为什么西方的技术、资金能够进来？不仅仅因为它们需要中国的市场，而且是巨大的国内初步统一大市场，还因为中国初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工人以及农民工，所以才能成为一个巨大的世界加工厂。所以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具有连续性，不能硬性地割裂。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不论是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还是在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精神。一开始中国学习苏联的技术和管理，后来发现苏联过度强调中央指令性计划，对地方的积极性不够重视，所以毛泽东强调要同时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苏联经验比较强调工厂经理在工厂管理中的重要性，但毛泽东时期强调要发挥工人的主人翁精神，甚至一段时间里工人也与干部、技术人员三者结合，一同参与到工厂的管理中。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靠自己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我们既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但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底色，使得美西方和平演变中国的图谋彻底失败，所以美国才对中国发动空前的全面遏制。

到了新时代，一方面是继承改革开放而全面深化改革，另一方面强调“两个结合”，这是对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的继承与发展，在我看来也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精神的“集大成”，其文明意义就像三千年前周公制礼作乐是对夏商周礼乐文明的集大成，所以为孔子所极力推崇，认为“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观察者网：8月中旬，人民日报有篇社评文章《“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其中提到“‘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印象里以往我们会特别强调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读中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与马克思主义相对应的部分，从而论证中国有马克思主义的土壤。“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这句话是不是意味着思考的理论主体将发生改变？

谢茂松：可能有人会从“修正主义”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但实际上，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在新时代的一个新发展。“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可以把它理解为目前大家熟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更明确地说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内在的、自身的东西，而不再是外来的，更不是两张皮。

我们可以从文明史的大历史的视野，以佛教的事例来进行说明。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佛教中国化之后发展出了中国大乘佛教，唐代的禅宗尤其是六祖慧能的《坛经》就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标志，明代更是发展出儒释道三教合一。佛教在其发源地印度消亡了，但在东南亚、南亚的一些国家，如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与斯里兰卡，它们也有佛教，但主要是小乘佛教。为什么中国发展出大乘佛教而不是小乘佛教呢？因为小乘佛教追求的是自己的觉悟。中国化的大乘佛教则是要渡己渡人，这和儒家的成己成人有高度的契合性。中国有佛教发展的深厚文明土壤，中华文明中儒道各家与佛教一样，都强调平等。佛教在其发源地印度消亡，是因为佛教的产生是为了批判、对抗印度的种姓制、婆罗门教带来的巨大不平等的永久固化，但印度这一特性太根深蒂固而难以动摇，最终佛教在印度消亡。

同样，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在欧洲产生的。但是在欧洲，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苏东剧变之后，社会主义在欧洲就变得式微了，但却在中国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转变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终变成中国内在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的、普遍性的原理，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当中将继续坚持，但有一部分具体的结论、做法，也会不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马克思主义在各国、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国际国内形势会不断发展，这就是《易传》“变则通，通则久”的深刻道理。当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就出现了列宁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所以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化”字非常重要，中国历史上有本书就叫《化书》，“化”代表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文化生命体，它不是拼盘，不是大杂烩，不是杂糅。

说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能“化”西方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等其他主义而偏偏是“化”马克思主义？因为二者彼此是最契合的，所以才有“化”的问题。而中国之所以有“化”的能力，就是因为我们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文化，始终具有高明而博厚的文明主体性。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保持连续性，根本上就在于它的文明主体性。但它不是封闭的，而是善于学习的，具有创新性与包容性，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扩展。中华文明善于学习、创新，根本上在于对文明主体性的坚持，而学习、创新又极大丰富、充盈了文明主体性。

中华文明不是一个过去式，而是一个进行时。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孔子不是像一般表面理解的感叹时光流逝、不为世所用的消极态度，而是赞扬我们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就像流水一样，川流不息，它的活力就在于此。所以传统不是在博物馆里的封存，而是如流水一样活着的传统，流水无分过去、现在、未来之水，是一体而相续不息的。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以及第二个结合的深层次意义，也意味着中华传统文明向现代的一个转型，就是要把古今中西之争，即把古今之争、中西之争彻底消化掉。中华文明要成为现代文明，离不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引进，离不开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因为正是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内在活力。同时马克思主义也离不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将马克思主义主义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二者彻底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周易》哲学所说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一体。

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二者辩证统一于两个结合。

中国近代史上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救亡图存的历史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