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管理是中美关系最具挑战性的课题。首先是管控分歧，妥善处理双边关系中的竞争因素。自特朗普执政时期开始，中美关系就步入一个充满激烈摩擦与冲突的进程，这是中美建交以来从未有过的挑战。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有效管理中美关系动荡不居的进程，不让分歧导致对抗冲突，是两国面临的全新任务。过去几年，由于没有处理好分歧，中美关系一再遭受严重冲击。有鉴于此，中方在双边会晤中提出要增加沟通和对话，要了解彼此的原则底线，不折腾、不挑事、不越界，要冷静处理分歧和意外事件等；美方也表示要同中方保持开放坦诚的沟通，增进了解，避免误解，管控分歧。双方就确立中美关系指导原则达成一些共识，如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保持沟通、防止冲突、恪守《联合国宪章》，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负责任地管控双边关系中的竞争因素。^[15]这些谅解如果得到切实执行，无疑将对减少、管控和克服两国间的分歧发挥积极作用。此外，中美同意恢复两军高层沟通、国防部工作会晤、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开展两军战区领导通话，这些具体措施对增进相互了解、积累互信、规避和管控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当地时间5月31日，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与美国防长奥斯汀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会面。图片来源：美国驻华大使馆

其次是扩大合作，推动合作重返双边关系议程。自从美方将竞争置于其对华政策的核心位置以来，合作在双边议程中被严重边缘化。相当一段时间，在华盛顿谈论对华合作就是政治不正确。但是，如果中美之间缺乏实质性的合作议程，两国关系就难以实现稳定。中方一向主张要做大两国合作的蛋糕。在此次旧金山会晤中，中方再次主张要共同推进互利合作；美方也表示，在符合双方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有助于两国更好应对各自和共同面临的问题。双方同意，在科技、人文交流、司法执法、人工智能、禁毒、气候变化等领域开展合作。总体而言，推进合作对双边关系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满足各自利益需要，二是增进互信、减少互疑、降低敌意，三是提升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在国与国关系中，通过管控分歧来实现稳定是“消极稳定”，因为它关注的是避免冲突的发生而非改善关系，重在守住底线；而通过拓展合作来促进稳定则是“积极稳定”，因为合作带来的收益有助于增加对稳定的偏好，使双边关系在提升中实现稳定。合作重返双边关系议程，有助于两国关系实现积极稳定，并向前推进。中方在此次会晤中表现出的合作意愿，无疑对双边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三、辩证看待大趋势与小周期

从2023年开始的中美关系小周期在2024年得到延续。习近平主席在2024年3月27日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时指出：“过去几个月，双方团队围绕我和拜登总统达成的共识，在政治外交、经贸财金、执法禁毒、气候变化、人文交流等各领域保持沟通，取得了进展。”^[16]另一方面，习近平主席在4月2日与拜登总统通话时也提醒美方，两国关系中的消极因素有所增加，需要引起双方重视。^[17]这表明中美关系稳定与缓和的态势是相当脆弱的。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中美关系的稳定与改善能走多远？这一轮小周期能持续多久？

毫无疑问，美国对华政策走向是中美关系的最大变数。一方面是美国能否务实地确定其对华政策的目标。如果美国抱着“竞赢”中国的执念不放，其对华政策就会一味地偏向遏制打压中国，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会愈演愈烈，美方希望对华竞争不导致冲突与对抗、中美关系保持适度稳定、两国能够在利益一致的领域开展合作的愿景就不可能实现。^[18]如果美方认识到必须与中方找到共处之道，甚至共享繁荣，^[19]不试图剥夺中国的正当发展权利，不竭力阻挠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美互动就能够摆脱零和游戏，两国关系就会有更加积极的前景。

另一方面是美国如何处理对华竞争。竞争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对华共识，但竞争的边界并不清晰。例如，在经贸关系上，虽然美方强调不“脱钩”而是“去风险”，但美国不断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强化对华出口管制、制裁打压中国企业、限制双向投资等，严重影响了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2023年11月举行的中美商务部沟通交流机制首次部长级会谈中指出：“国家安全的泛化、政治化影响正常贸易投资往来，双方讨论经贸领域国家安全边界问题十分重要。”^[20]2024年1月，王毅在同沙利文的会晤中强调：“各国都有国家安全关切，但必须正当合理，不能搞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更不能借此遏制打压他国的发展。”^[21]2024年4月初，在中美商贸工作组举行的第一次副部长级会议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王受文也重点就美方“泛化国家安全”的做法向美方表达关切。^[22]尽管中方强调要合理界定经贸领域国家安全的边界，但美方持续炒作中国商品的所谓“安全风险”，从中国智能汽车、港口起重机再到TikTok，这种无边界的“去风险”只会加剧中美经贸“脱钩”的趋势。

在安全领域，美方一再表示不希望对华竞争导致冲突、对抗，寻求加强同中方的沟通和危机管控，但实际上，中美发生冲突、对抗的主要风险不是来自沟通不足或危机管控不力，而在于美国对中国安全利益的不断侵害。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在“台独”势力猖獗的背景下，不断掏空一个中国的政策框架、不断提升美台关系、不断武装台湾，这只会加剧中美冲突的风险。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强化军事存在和对华挑衅行动，增加了中美两军之间擦枪走火的风险。美国支持菲律宾的对华侵权挑衅行为，也使美国卷入南海冲突的风险上升。此外，美国舰机对华长期、高频率的抵近侦察行为，危害中国主权与安全利益，也是导致中美之间发生意外事件甚至冲突的重要诱因。^[23]事实上，在中美两国战略互信越来越低、战略矛盾越来越尖锐的背景下，中美正面临走向“结构性对抗”的趋势。要降低“结构性对抗”带来的风险，仅靠加强沟通或危机管理是不够的，更需要在战略和政策层面做出调整，给美国对华竞争确定边界和底线。

中美关系的小周期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周期影响。一方面，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存在较高程度的两党共识，在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对华关系的性质、对华政策的主旨上，民主共和两党之间没有太大差异。另一方面，美国战略界对于如何处理对华关系存在不同主张。“极端鹰派”主张要同中国开展“新冷战”，要在经济上“脱钩”，在安全上准备与中国的军事冲突；简言之，这一派的对华政策主张就是经济上“打压加脱钩”，安全上“遏制加冲突”。“理性鹰派”则主张要与中国发展兼顾竞争与合作的共存关系，既要强化对华竞争，又要保持接触与对话，还要保持中美关系的适度稳定；简言之，这一派的对华政策主张是经济上“打压但不脱钩”，安全上“威慑但不冲突”。前一种观点曾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主导美国对华政策，而当下中美关系的小周期更多是后一种观点的体现。但是随着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前一种观点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间再度主导美国对华政策。

目前来看，安全因素仍是拜登政府制定对华战略与政策的首要考量，这一点在未来一段时期看不到调整的迹象；而在美国大选年背景下，国内政治因素也料将左右拜登在一系列涉华政策问题上的取态。在中美关系当下的小周期中，两国在战略、经贸、科技等核心议题上取得突破将面临诸多挑战，但在加强接触对话、促进人文交流、恢复地方与民间交往，以及一些多边问题上，两国仍存合作空间，有望取得一定进展。

对中国而言，处理当前对美关系，就是要立足大趋势，用好小周期。立足大趋势，就是要对中美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做好应对美国对华遏制打压的政策准备，不断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能力。用好小周期，就是要抓住中美关系缓和与改善的机遇，推进建设性互动，引导美国对华政策走向，解决中方具体关切，减少两国关系的震荡和风险。辩证把握大趋势与小周期的关系，既不因为中美关系的大趋势而无视小周期所带来的机遇，也不因为小周期的出现而失去对大趋势的基本认知，惟其如此，才能在中美博弈中保持主动。